词的上片抒写了自己羁旅漂泊的辛酸和对虫虫深深的思念。 为了求取功名柳永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女子浪迹天涯，尝尽了漂泊无依、人生蹉跎的苦涩，此番进京，思及所爱，自然百感交集，情不能自已，所以词作一上来就慨叹：“雅欢幽会”不再有了，多少美好的时光都在羁旅漂泊中“虚抛掷”了，值得注意的是，柳永离京漫游，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寻找仕进之路，而今进京也还是为了在科场上一试锋刃，但在他内心深处， 对“雅欢幽会”却仍是念念不忘，且以为功名误人，漫游拜谒是浪费时光，再联想到他当初名落孙山时发出的惊世骇俗之语：“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黄金榜上》）。一方面，他是一个汲汲进用的士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耽于世俗之乐的市井浪人。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柳永一生的悲剧命运，使他每回忆起从前恣情狂荡的生活，都万般留恋。接下来，“愁闷朝夕”一句写追悔之情，说自己自从和虫虫分别之后从早到晚都是愁满心头。并且，从此句后一句开始至词尾，都是设想之辞。“凭谁去”四句说希望有人能替自己向虫虫讲述分别之后的“役梦劳魂苦相忆”之情。但就是这托人传信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所以词中说“凭谁去”。其中的悲哀与无奈令人心折。
词的下片是柳永对所爱之人虫虫的婉转告白，过片“须知最有”三句说虫虫的心思难以理解，希望虫虫珍惜两人之间那份难得的感情。“但愿我、虫虫心下”二句，则是希望虫虫不要再结交他人，而忘了自己，用语含蓄婉转。“把人看待，长以初相识”二句是说虫虫不要与别人有过深的交往，就像对初相识的人应付下就可以了。以下，“况”字领起的二句是对虫虫的安慰和劝勉：春闱就要开了，我一定会科场夺魁。“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三句，郑重的承诺和着万般柔情喷薄而出。
柳永在这首词中，表达了对虫虫深深的思念，和对其真挚而专一的爱情的期待。他们一个是游子，一个是歌妓，特殊的身世，决定了他们对纯真恋情的向往和依赖，但特殊的身世，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往往无结果，或以悲剧的形式告终。这种悲哀与无奈，构成了柳永歌妓情词的主旋律。
此诗乃诗人于宣宗大中六年时所写，当时李商隐要离开成都，返回梓州，于是在饯别宴席上写下此诗。诗歌描绘了战乱时候与朋友惜别的感伤，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思想感情。而且，该诗是李商隐模仿杜甫的风格所写的诗，《唐贤清雅集》中点评“此是拟作，气格正相肖，非但袭面貌者”。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这句的前半句泛言人生离别的普遍和平常，让读者在诘问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欢离合，个人的命运又是怎样身不由己。诗人虽然有着无尽的感叹，但是调子并不悲伤。细细体味，诗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人生离别在所难免，不如以旷达处之。后半句笔锋一转，转到“世路干戈”这个大背景上，道出在干戈中离别的沉重感伤，思路跳跃奔腾，“大开大合，矫健绝伦”。如此读来，不仅曲折顿挫、气势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伤时感世之情，可谓落笔不凡。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这两句紧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写出了当前的动荡局势。当时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经常发生边境争夺战争，朝廷屡派使者处理边境事宜，局势紧张，动荡不安。然而诗人并未将剑拔弩张的战争场景白描出来，而是从侧面含蓄地指出时局的纷乱：使者久久未得回归，可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局势非常不稳定；而边境处有大军驻扎，也足以想象局势的一触即发。这两句诗气象阔大，感慨深沉，不仅简洁醒目地勾勒出西北边境历年战乱的紧张局面，更饱含着诗人无限忧国伤时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这两句从时事转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断地向醒客敬酒；远处的江面上，晴云夹杂着雨云，也不知道天气会如何。看着人们只顾互相劝酒，诗人不免感慨万端。诗人用“醉客"来指饯行席上的醉者，同时暗喻其为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庸碌之辈。此处是暗用了《楚辞·渔父》屈原的诗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时此刻，有谁能够理解自己忧国伤乱的心情呢，这些忧虑只能自己慢慢地咀嚼了。
“晴云”、“雨云”也不仅仅是指天气的变幻不定，更是比喻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透露出诗人的无限忧虑。该句中“醉客”对“醒客”，“晴云”对“雨云”，不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韵之美，更是运用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因此显得意义丰厚。除此以外，这还是“当句对”，即不但上下旬互相对仗，而且每句当中又自为对仗。这种手法始创于杜甫，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成熟、定型却在李商隐，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类似之作，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等，都用了这种手法。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末联紧扣“蜀中离席”的诗题，话题仍回到饯别。有人说这是主人留客之语，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远离。但是实则“美酒”、“卓文君”这些陈述，看似宽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却是反衬诗人生活漂泊，家国无依的沉重心情。同时又暗指时事堪悲，一些人却沉迷于于酒色，流连忘返，着实让人不齿。从表面看是赞美，但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醉客”的婉讽。另外，在最后一句中用上卓文君这个典故，也隐约表达了诗人希望在仕途上被重用的思想感情。
全诗看来，诗歌体现了李商隐关怀国事，忧虑时局的政治热情。诗人以矫健凄婉的笔力表达了一种深沉凝重的思想。诗歌的艺术也颇显精密，世路干戈，朋友离别是总起，下面写“干戈”而感伤时势，接着写“离群”而感伤别离，结尾却因浓重的忧时情怀而超越了个人的离群之别。全诗脉络精细，变化重重，颇具韵味。这也是李商隐极意学习杜诗的地方。
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学习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诗神韵的就只有李商隐一人而已。李商隐在该诗中把时事之感融人酬答唱和之中，将抒情、叙事紧紧融合在一起，气势宏大，情韵深厚，笔力雄健，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诗的风格沉郁顿挫，苍劲雄迈，与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别》、《登楼》、《秋兴八首》等诗很相近，而与诗人描写爱情的《无题》那种隐微幽深、凄婉动情的风格大有不同。不过，李商隐此诗，并非单纯的模拟，更有自己的特色，诗歌中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身世之感。其体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挚，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韦应物晚年对陶渊明极为向往，不但作诗“效陶体”，而且生活上也“慕陶”“等陶”。这首诗歌就是韦应物羡慕陶渊明生活和诗歌创作的证明。
这是写春日郊游情景的诗。诗先写拘束于公务，因而案牍劳形。次写春日郊游，快乐无限。再写归隐不遂，越发慕陶。韦应物不想在局促的官署里度日，清晨来到了清旷的郊外。但见春风吹拂柳条，青山能荡涤自己的俗虑，又有微雨芳原、春鸠鸣野，于是心中为之清爽。走倦了歇歇，歇完了再沿溪边散漫行走。但毕竟他是个做官的人，心中时时要冒出公务之念，因此想以后能摆脱官职，结庐此地，过像渊明一样的田园生活。
这首诗写春天山野之景很清新，显示出诗人写景的才能。但韦应物不是陶渊明，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后能躬耕田里，兴来作诗歌田园风景，农村景象处处可入诗中，处处写得自然生动。韦应物则是公余赏景，是想以清旷之景涤荡尘累，对自然之美体味得没有陶渊明那样深刻细致。陶渊明之诗自然舒卷，而韦应物则不免锤炼，如此诗中的“蔼”字。但平心而论，韦应物写景，在唐朝还是能卓然自成一家的。
这首诗以真情实感诉说了官场生活的繁忙乏味，抒发了回归自然的清静快乐。人世哲，经验谈，话真情真，读之教益非浅。“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可谓风景陶冶情怀的绝唱。
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