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诗题《采莲子》，可是作者没有描写采莲子的过程，又没有描写采莲女的容貌服饰，而是通过采莲女的眼神、动作和一系列内心独白，表现她热烈追求爱情的勇气和初恋少女的羞涩心情。
“船动湖光滟滟秋”，“滟滟秋”，指湖光荡漾中映出的一派秋色。水波映出秋色，一湖清澈透明的秋水可以想见。“秋”字，不仅写出湖水之色，更点明了采莲季节。“湖光”映秋，怎会泛起“滟滟”之波呢？是因为秋风乍起绿波间？还是因为水鸟掠过湖面？都不是，而是因为“船动”。这里，作者没有交代是什么“船”，也没有交代船怎样“动”，因而对读者来说，这些都还是谜。
直到第二句，作者才通过“贪看年少”点明诗篇写的是个采莲女子，同时通过“信船流”，交代船动的原因。原来有一位英俊少年把采莲女吸引住了，她出神地凝视着意中人，以致船儿随水飘流而动。这种大胆无邪的目光和“信船流”的痴情憨态，把采莲女纯真热情的鲜明个性和对爱情的灼烈渴求，表现得神形毕肖。
湖水滟滟起波，姑娘心里也荡起层层波澜。突然，姑娘抓起一把莲子，向那岸上的小伙子抛掷过去。这个充满戏谑、挑逗和爱慕的一掷，进一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江南水乡姑娘大胆热情的性格。南朝以来，江南地区流行的情歌，常不直接说出“爱恋”、“相思”之类的字眼，而用同音词构成双关隐语来表示。
“莲”谐音“怜”，有表示爱恋之意。姑娘采用了传统的谐音包含的双关隐语，巧妙地表露自己的情思，饶有情趣，富有江南民歌的特色。
那么，莲子抛中没有？小伙子是恼是喜？可有什么表示？这些作者都故意避开了，留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而把笔锋深入到采莲女的内心。没想到抛莲子的逗情举动远远被人看见了，多难为情啊！姑娘红着脸，低着头，羞惭了大半天，心里埋怨自己太冒失了，为什么不等没人时再抛呢？这“无端”两字透露出姑娘复杂而细腻的心理状态。“半日羞”的窘态，则展现了一个初恋少女特有的羞怯，诗中主人翁的形象因而更丰满可爱。
这首诗清新爽朗，音调和谐，既有文人诗歌含蓄委婉、细腻华美的特点，又有民歌里那种大胆直率的朴实风格，自然天成，别有情趣，颇见作者纯圆浑熟的艺术造诣。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折杨柳歌辞》，《吹府诗集》收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共五首，内容相贯，主要为征人临行之际与其情人相互赠答之词。折杨柳是古代送别的习俗，送者、行者常折柳以为留念。
第一首是写“行客”告别亲友远行之际，“上马”理当挥鞭启程，可他却“不捉鞭”，反而探身去折一枝杨柳。柳者，留也，在古代习俗中是作为惜别的象征。这一细节，正表现出其依依惜别的心情。而此时更传来了悠悠长笛之声，岂不更令人怅惘，别情难抑！诗前三句纯用叙事代抒情，不明言离愁，而巧妙地用“柳枝”、“长笛”象征离情的事物意象作垫衬，逼出最后一句“愁杀”两字。
第二首中，“愁不吹”点出与“郎”经常离别，故女子大发奇想，希望成为心上人的马鞭，终日伴随情郎身边。诗蕴藉有致，颇带南方吴声西曲的柔情；但又颇有不同，“愿作郎马鞭”的痴想就明显带有北方器物的特征。诗以刚健之笔抒温婉之情，于爽健之中寓缠绵之情致。
第三首是写放马的情形。马不戴羁，人扛马鞍，人随马走，然后提出疑问“何见得马骑”，怎么不见你骑马呢。远离故乡前夕，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对未来充满了迷惑与不解。
第四首诗写征人遥望漫漫征程，对此行怀有隐忧。此诗应当注意两点：（一）作者当是北方少数民族，或为鲜卑，或为其他，虽已难深究，但其显然习惯于北方大漠生涯，来到中原沃土为时未久。故“遥望”之际，对“杨柳郁婆娑”之中原景物倍觉新鲜。“郁婆娑”三字十分传神，令人想见垂柳成行、依依摇曳之美景。此种景物描写，在北歌中极为罕见。（二）此诗当原用北族语言，经过汉译。“虏家儿”者，即出诸汉人译笔，北方民族断不会用此贬词自称。至于诗中透露出其时南北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信息，亦值得重视。
第五首诗是写一场激烈的马赛前的情景。赛马场上，人强马壮，跃跃欲试。作者不禁感叹：健儿要获胜，必须依靠骏马；但快马要显示出其善奔，亦须依靠骑术高明的健儿。两个“须”字，突出了人马互相依赖的重要关系。“跸跋黄尘”，动人心魄，展示出万马奔腾的壮阔景象。这是作者的揣想之辞，故云“然后”才能决一雌雄。诗有议论，有描写，场景阔大，给人一种阳刚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