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也以景胜，写情较空泛。
“岸柳”二句最为清疏，柳本是绿色，作者用“拖”字则将岸柳写活，移情于物，别具韵味。下句本是写红日照花，而却说“庭花照日”，极言花之红艳。后三句写杜鹃声惊醒美人残梦，顿觉“画屏空”，这乃是人之空虚的反映。
上片写送别宴会上曲水流觞的场景。苏轼乐在曲水流杯的游戏中，把“无情流水”与“多情客”对照写来，显得饶有情味。接着将“流水”人格化，说流水劝我饮酒，苏轼和流水如同似曾相识一般。“杯行到手可不要推辞，这样的公道事是很难得的！”出语幽默，暗含着对世事的褒贬。苏轼还运用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一些现成的词语，“曲水池上”、“茂林修竹”，勾画出曲水流觞的场景，并多少透露出苏轼清雅脱俗的情怀。
下片转到写别情。“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这两句强化了送别宴会留给苏轼的美好的印象，以写歌女的肢体、表情和动作为承启的笔墨，写来像特写镜头一样鲜明。 “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这两句从歌女的声情侧面触及了离别之情，别责怪歌女唱出了呜呜咽咽的歌声，不要把离别当作一回事。“此去翱翔，遍赏玉堂金胭。”这两句是专写杨绘，道出了送别的情由，以鸟的“翱翔”比喻人在仕途上的进取，以“玉堂金胭”点明杨绘入朝为翰林。“欲问再来何岁，应有华发。”写出了离别的惆怅，表达了苏轼真挚的友情。
该词是一首送别词，采用拟人、用典的写作手法，以怀古为赠别，反衬了苏轼与旧友相劝饮酒以及浓郁的情谊。苏轼凭着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的能力，既描叙了儿女柔情，又有吊古追远之意，可谓词中有诗，这是苏轼词的一大特点。该词写出了一个送别词全新的境界，已超出了一般的送别词。
词的上片写楼中远眺情景。首句“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描绘大江两岸晴秋景象。江上水浅，是深秋霜降季节现象，以“水痕收”表之。“浅碧”承上句江水，“鳞鳞”是水泛微波，似鱼鳞状：“露远洲”，水位下降，露出江心沙洲，“远”字体现的是登楼遥望所见。两句是此时此地即目之景，勾勒出天高气清、明丽雄阔的秋景。
“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此三句写酒后感受。“酒力渐消”，皮肤敏感，故觉有“风力”。而风本甚微，故觉其“力软”。风力虽“软”，仍觉有“飕飕”凉意。但风力再软，仍不至于落帽。此三句以“风力”为轴心，围绕它来发挥。晋时孟嘉落帽于龙山，是唐宋诗词常用的典故。苏轼对这一典故加以反用，说破帽对他的头很有感情，不管风怎样吹，抵死不肯离开。“破帽”这里具有象征隐喻意义，指的是世事的纷纷扰扰、官场的勾心斗角。作者说破帽“多情恋头”，不仅不厌恶，反而深表喜悦，这其实是用戏谑的手法，表达自己渴望超脱而又无法真正超脱的无可奈何。
下片就涵辉楼上宴席，抒发感慨。“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两句，化用杜牧《重九齐山登高》诗“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怨落晖”句意。“断送”，此即打发走之意。政治上所受重大打击，使他对待世事的态度有所变化，由忧惧转为达观，这乃是他黄州时期所领悟到的安心之法。
歇拍三句申说为何要以美酒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是化用宋初潘阆“万事到头都是梦，休嗟百计不如人”句意。“明日黄花蝶也愁”反用唐郑谷咏《十日菊》中“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还绕折残枝”句意，意谓明日之菊，色香均会大减，已非今日之菊，连迷恋菊花的蝴蝶，也会为之叹惋伤悲。此句以蝶愁喻良辰易逝，好花难久，正因为如此，此时对此盛开之菊，更应开怀畅饮，尽情赏玩。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这与苏轼别的词中所发出的“人间如梦”、“世事一场大梦”、“未转头时皆梦”、“古今如梦，何曾梦觉”，“君臣一梦，古今虚名”等慨叹异曲同工，表现了苏轼后半生的生活态度。他看来，世间万事，皆是梦境，转眼成空；荣辱得失、富贵贫贱，都是过眼云烟；世事的纷纷扰扰，不必耿耿于怀。如果命运不允许自己有为，就饮酒作乐，终老余生；如有机会一展抱负，就努力为之。这种进取与退隐、积极与消极的矛盾双重心理，在词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