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写诗人与苏辙之间的感情。前四句，重在托付家人，希望得到苏辙的照料。后四句则言兄弟之情。
诗人对于生死之事本来不太执著，无论是何处的青山都可以作为埋葬我的地方，但是，当自己故去之后，恐怕每逢夜雨秋灯之时，孤身一人的弟弟都将会苦苦地思念死去的兄长。
“夜雨”是指苏轼兄弟二人少年读书时，曾读到唐人韦应物的诗句“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二人深受感动，遂彼此相约入仕后当尽早退隐以享受闲居之乐。
苏轼现在处在生死未卜之际，想起此诗，不禁黯然伤怀。他只能寄希望于来世再实现这种约定：“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作者来到未央宫殿的遗址，登上那高大的土台基，思接千载，自然想到了这座宏伟宫殿的营造者，那些辅佐汉高祖刘邦创建大汉帝国江山的开国元勋们，尤其是被刘邦称为“人杰”的张良、萧何、韩信，即世称之为“三杰”者。此三人，或“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让不绝于粮道”，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被封公封侯。反思自己，宦途坎坷，如今“白发满头新”（[中吕]《喜春来》）而壮志未酬；张良和韩信，为刘邦开创天下，尽心竭力，建立殊勋，然而当刘邦坐稳皇帝之后，前者被迫急流勇退，后者被杀害于长乐宫钟室之中。想到自己“中年才过便休官”（[双调]《水仙子》），又曾因上疏谏内廷元夕张灯事被迫弃官归去，如今虽接受朝廷任命，在关中救灾，但以后的情况又会如何，追忆历史，凭吊古人，想及现实，感念自身，让他“见遗基，怎不伤悲”，写得言真理至，水到渠成，深沉而自然。
下面“山河犹带英雄气，试上最高处闲坐地”二句，应颠倒一下先后次序去理解。作者登上未央宫遗址那高大的土台基之上，举目四望，心胸顿时为之开扩，刚才那种略带伤感的意绪倏然逝去。关中真乃帝王之乡，金城千里，三杰的英名和事业，好象使壮美的山河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向东望去，美丽的山川如在图画之中，向西望去，美丽的山川也如在图画当中，祖国的美丽山河，使诗人心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在这里，作者仰慕三杰的英气长存，为河山生色，也就是仰慕三个人物的壮志与功业，这种仰慕之中自然也就透露出作者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结合作者在关中救灾时的勤政爱民诸事来看，这样的理解就更有根据了。
这支怀古曲由缅怀历史人物写起，缘事抒情，感情的旋律始抑终扬，先含蓄后明快，起伏跌宕，韵味悠长。
韩驹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诗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仁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林广记》引《小园解后录》）。
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擒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即不离，眼睛觑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蓄势，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其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间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精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评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很形象地作了总结。清代王士祯、纪昀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
除布局外，这首诗在描写场景及遣词造句上也很得熔炼之功。如第一句“汴水日驰三百里”，气势很磅礴，可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诗比靠。次句“扁舟东下更开帆”，加一倍写快，方回评说：“此是诗家合当下的句，只一句中有进步，犹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旦辞杞国”一联则写得很圆活，似山谷诗法。
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但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挑剔说结处“汴水黄浊，安得蔚蓝也？”落实了说，就失去了诗的趣味了。再说，夜间船泊水上，月光明照，蓝天映入水中，自可蔚蓝；这时要分辨汴水是否黄浊，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苏曼殊，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三次剃度为僧，又三次还俗。尤其是第三次出家后不到一年，又匆匆还俗，甚至连僧衣僧鞋都来不及更换，又以一个和尚的身份与诗人的气质回到尘俗之中。作为对社会改良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他时而激昂，西装革履，慷慨陈辞，为革命而振臂高呼；时而颓唐，身披僧衣，逃身禅坛，在青灯黄卷中寻找精神的安慰。这两首《本事诗》充分表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才情和内心矛盾。
柳无忌曾指出苏曼殊的《本事诗》十首都是他为其所钟爱的日本歌伎百助枫子所写，但苏曼殊的身世特别，又投身佛门，自知生死无常，不能给百助以家庭的安顿和幸福的保障，故始终未能与百助结婚。此处所选的第一首诗就道出他内心的这种矛盾。 “乌舍凌波肌似雪”是以印度传说中的神女乌舍来比喻百助，说她步履轻盈如凌波仙子，其肌肤又如雪似玉；“亲持红叶索题诗”是指百助对他诗才的爱戴和一片深情，此处用“红叶题诗”的典故也暗示了百助有向他求婚的经历。然而，诗人已经出家为僧了，心中苦衷不能尽道，虽然钟情百助，也只好对这美妙动人的少女加以婉拒了。诗的最后两句正透露出诗人的矛盾：泪本是有情之物，诗人偏把泪说成是无情；相逢是爱的开始，但却留下了恨的遗憾。诗人模仿唐人诗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未嫁”为“未剃”，一方面说明他内心深处真爱百助，另一方面又蕴含了无限的无奈与哀婉。
第二首诗则寄寓了诗人的凄凉身世以及对前程充满彷徨迷惘的孤独感。“春雨楼头尺八箫”首先创造了一种凄婉迷茫的雨中境界：迷蒙细雨中诗人倚靠在日本民居的小楼上，正听着百助用尺八箫吹奏着《春雨》曲，竟引出诗人无尽的乡思。“春雨”既指现实中的春景又指箫声所吹曲名，一语双关。“何时归看浙江潮？”既指箫声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亦可指他挂念着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潮。“芒鞋破钵无人识”则点出诗人自身的僧家身份，又暗含有诗人的凄楚身世。“踏过樱花第几桥！”则道出了生命的伤感和人生似梦的感谓。日本的樱花绚丽而短暂，诗人在漫天的樱花飘洒中孤独前行，亦是一断鸿飘零，不知归往何处。苏曼殊以一种梦幻般的诗境表达了他于乡愁的惆怅和对生命的理解。
上述二诗，极其典型地体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情僧”和云游“诗僧”的形象。读此二诗，这位才情横溢、浪漫奇幻、集亢奋与忧郁于一身的青年俊秀就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只可惜天不假俊杰以时间，苏曼殊只在人间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中辞世，他以绚烂的生命浇灌出中国近现代文坛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