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运用对比的手法，描绘了寒地之夜，贫苦人民和富贵人家悬殊的生活处境，鲜明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全诗意境凄凉婉转，充满幽愤悲怆之情。
全篇立意，可用杜甫两句诗来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但它描绘得更为具体，展现了一幅贫富悬殊的画卷。一个寒冷的冬夜，贫苦的百姓们席地而眠。本该像今天北方烧炕似地，先用柴火将地皮烘热，然后才能躺下。可他们没有钱买柴火，只得睡在冰冷的冻土上。好容易挨到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于是站起来直叫冷。“半夜皆立号”五字，非常精炼而又准确。特别是那个“皆”字，又代表了无数啼饥号寒的普通百姓。
从“冷箭”一句起，诗人的笔触从地面转向四壁。冷箭、棘针，形容从破壁中吹进的冷风。“霜吹破四壁”，极言寒风之劲。霜花竟能从破壁中吹进，屋子缝隙之大可想而知。冷风挟着霜花，穿过破壁，象冷箭、棘针一般砭人肌骨，无此生活体验者绝不能写出，有此生活体验而不关心民情者亦不能写出。孟郊是一寒士，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曾云：“郊穷饿不能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故能写出此语。而“苦痛不可逃”一句，则呼喊出受难者的心声。室内尚如此寒冷，何况冰天雪地的室外，即使逃出去，也是活活冻死。联系下文来看，这句也可看作对当时社会的控诉。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苦寒的百姓是永远翻不了身的。
“高堂”二句写富贵人家夜宴时鸣钟奏乐，直至天明，烹调美味佳肴的香气还久久不散，四处可闻。同前面所描写的相比：贫者一何苦，富者一何奢！由此看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确是封建社会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在这种对立面前，贫者有两种选择，或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或揭竿而起、抗争命运。此诗作者选择了后者。
诗中写寒者不胜冻饿之苦，宁愿化作扑灯蛾，被灯火活活烧死。这是受冷之极、渴求温暖的一种心理变态，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尽管如此，那点燃着兰膏的华灯却被层层纱幔遮蔽，使他（或他们）难以接近。尽管“仙罗”遮挡，华灯难近，寒者还不住地在四周转悠，寻找机会，以求一近“华膏”。“虚绕千万遭”，虽属虚指，然却反映了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境遇。一个“虚”字，包含了极度惆怅、失意之情。
“到头”二句，把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寒者绕帐转了不知多少遍，终因冻饿疲惫不堪，倒地而死。寒者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也无人过问。不仅如此，那些在罗帐里通宵吃喝的富人，还醉醺醺地走了出来，踏着尸体，恣意遨游。如此惨状，惨绝人寰。
在中国文学史上，揭露如此深刻的作品，实在并不多见。这首五古，用的是赋体。它从头至尾，娓娓道来中唐时代残酷的现实。人物形象都是通过自身的行动进行刻画的，且与所处的环境结合得相当紧密。诗中采用了十分贴切的比喻，如冷箭、棘针之喻寒风，飞蛾之喻寒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如“虚绕千万遭”，“踏地为游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强烈对比中展开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揭露贫富的对立，歌颂寒者顽强不屈的意志，鞭挞富人灭绝人性的逸乐生活。直到最后，作者才忍无可忍地出面责问：“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君子当然是诗人自指，或许也包含郑某一类有良心的官吏。郁陶是悲愤积聚之意。这里的问题提得异常尖锐，游遨者不仅仅是参加夜宴的几个人，而是整个统治阶级，乃至整个封建制度。
这是一首叙事诗，描写的是跟随刺史崔敏自郊外回来应邀造访居住在城郊的卢少府一事。诗用白描手法，描写了几个生动场景，形象地描绘了楚南的朴实民风，体现了诗人“民利民自利”的社会观，表达了诗人谪居南荒悲愤而凄凉的心境。
诗的开篇便点明郊居的地方是在湘江岸边，孤零零的没有邻居，世俗的尘网难以束缚，人人自珍自重。永州地处偏荒，人口稀少，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记载，永州“元和初仅有户八百九十四”，环境宁静，但也冷清。诗的后六句描绘了卢少府城郊住处的安静祥和的景致：莳芍傍柳，正是夏月；泉回路转，垂藤绿竹，环境清幽。主人十分热忱，设筵开樽，虚室以待。楚南民风有陈年老酒专待贵客的习俗，此风至今犹存。“国老”、“贤人”来了，打开陈年老酒，倾尽家有招待客人。出门碰上的是鹅儿戏客，看到的是鸥鸟相爱相亲。在这幅极具楚南风情的画卷中，既有淙淙的泉水、依依的杨柳、浅浅的卵石、垂挂的藤蔓、深绿的竹林，又有鹅儿的欢鸣、鸥鸟的爱语，还有陈年老酒的芳香，更有主客对饮时的笑语欢声。环境幽静，气氛祥和。
柳宗元从“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出发，曾提出“民利民自利”的政治主张。在《晋问》中曾为封建社会描述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人们按照常规生活，得到自己需要的物资，人人按照社会的规范规范自己方便自己；社会上的物资可以自由流通；长幼亲戚和乐共处，每个人都把敬老爱幼看作是自己的责任，用不着感恩戴德；没有兵灾刑罚之苦，也没有追税逃役之难。这实在是《礼记·礼运》中设计的“小康”社会的具体化。诗人笔下的郊居生活，人的感情是淳朴真诚，自然景物是清幽活泼，正是这种理想社会的缩影。
然而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着的，因而诗中描写得愈和乐，就愈能衬托出诗人谪居南荒的孤凄、心境的悲凉与不平。本诗白描叙事，而意蕴深远。句句祥和，字字清泪。首联“无邻”，幽静中透视着诗人的孤独；“世网”里显出诗人的惶恐与无奈，明是羡慕别人，暗里悲怆自己。颔联一“莳”一“开”，一“延”一“值”，民风淳朴，反衬出官场的险恶。颈联的“回”与“转”，写的是幽清的景物，咏的却是诗人的九折愁肠；“依”与“间”，雅静里寄托诗人的无限希望。最是尾联自然高妙，是写实，更是写意，语意双关。从写实看，上路偏偏被鹅儿们戏弄，诗人调皮的语气中突出了丰足、和乐。但“闻道”又可以作懂得了道义，有了渊博的知识解。懂得了道义，反倒落得个听猿猱哀鸣、众鸟啾号的境遇。鸥鸟尚能相亲，自己却过着“囚拘圜土”的生活，这是怎样的不公？联想到《惩咎赋》“既明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的语意，自然美景忽然化作诗人的诉说，不平的呐喊，抒发了诗人对自由的热烈向往之情。
诗平中见奇，乐中怀哀。正如苏轼评柳诗所说：“而其美常在于酸醎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诗人玉屑卷之十五·柳曹仪》）
《鬻海歌》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开头“鬻海之民何所营”至“牢盆鬻就汝输征”是写住在盐场的人们，没有养蚕织布和从事农业劳动的条件，经济生活来源无着，只好从事熬盐生产。
第二段从“年年春夏潮盈浦”至“虽作人形俱菜色”。这一段，全面地反映了熬盐的人们艰难的劳动和痛苦的生活。这一段又可分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开头至“才得波涛变成雪”，是写熬盐的整个劳动过程，每年等到春夏的潮水退去以后，就把含有盐分的泥刮起来堆起来。经过风吹日晒，又把它“灌潮波塯成卤”，一方面要把这种盐卤的咸味调的浓厚得当，一面又要到有野兽的深山里去采木柴，早出晚归，有了木料，才能“投入巨灶炎炎热”，好不容易才把食盐制造好。第二小段，是“自从潴卤至飞霜”至“一缗往往十缗偿”。这四句写他们受到严重剥削，因为他们穷苦，在盐生产出来以前，他们靠借债过活，可是等到他们生产出盐秤入官中时，原来借一千钱现在却要用一万钱来偿还了。第三小段，从“周而复始无休息”至“虽作人形俱菜色”，写一年一年地这样周而复始地过去，官租和私租轮流地逼迫着他们，只得驱妻逐子也去拼命地劳动，但还是应付不了，而过度的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却使他们一个个地变得面黄肌瘦了。
第三段从“鬻海之民何苦辛”至“化作夏商周时节”，这里作者对盐户的痛苦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希望停止战争，罢免重税，皇帝和宰相以仁慈治理国家，使社会恢复的“三代之治”。
《鬻海歌》的最大特点是对于盐户痛苦生活的描写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作者全面地具体地描绘了熬盐的整个生产劳动过程，又全面地写出了他们所受的多方面的压迫。这首诗是这些亭户的悲惨生活的反映，是对于残酷的剥削制度的血泪的控诉。诗的末尾表达了作者对这悲惨的一群的深切同情。他所希望实现的恢复“三代之治”的善良感情，在当时阶极对立社会中，无非是乌托邦的梦想。但是，他这种思想感情却是真实地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愿望的。《鬻海歌》比起柳永的许多词的价值要高得多，因为作者了熟悉这些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地描绘了他们凄凉的生活情景，以充满同情的笔为他们的痛苦呼吁，跟他那些只描写个人生活际遇的词比起来，意义和价值当然要大得多。
《鬻海歌》中对盐民的深重灾难和灾难的根源揭示得相当深刻具体，表现出对盐民的深切同情。诗中的盐民之苦与自居易的《卖炭翁》中老翁之苦很相似，他们都是经历过常人难以想像的辛勤劳动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温饱，但结果却都是被官家掳去。这种深重的灾难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巧取豪夺带来的。海边的盐民们从春到夏，靠借债过日子，晒盐煮盐，还有深山中豺狼虎豹所带来的生命之忧。按理说，人们在面对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躲避，但他们却是“豹踪虎迹不敢避”。当然不是因为不畏惧，而是像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那位捕蛇者，除了自然界的威胁外，还有“猛于虎”的“苛政”。盐民还有捕蛇者“官租未了私租逼”的不幸周而复始，而这“一缗往往十缗偿”的私租，与常年未了的官租相结合，带给盐民的自然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鬻海歌》继承了《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表现前代诗人很少涉及的盐民生活，把制盐的过程写得详细真切。不是亲自去了解，不可能有如此效果。结尾的议论，与白居易新乐府的“卒章显其志”的模式相近，但在表达时更为婉曲，是从正面表达自己的愿望，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钱钟书先生说，该诗和王冕的《伤亭户》是宋元两代“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宋诗选注》）。
《诗经》中有些篇章索解不易，以致岐见纷错，此篇就是一例。
《毛诗序》称此诗的主题为“大夫悔仕于乱世也”，寻绎诗意，此诗当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至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至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全诗共分五章。一、二、三章的前八句都是自述其行役之苦、至怀之忧。对这八句的理解，各家基本上无甚异词。接下来则是反覆咏唱“念彼共人”，对“共人”的理解也就岐见纷呈了。“共”即古“恭”字，所谓“恭人”即恭谨之人，具体何指，诸家见仁见智，各抒己说。一种意见认为“共人”是指隐居不仕者。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丘氏曰：“‘共人’谓温恭之人，隐居不仕者也。贤者久不得归，于是悔仕，进退既难，恐不免于祸，念彼不仕之友闲居自乐，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云：“当时必有温共静退之人劝大夫以不仕者，不从其言，故悔恨至涕泣，睠（按，即眷）睠怀顾，欲出宿而从之也。”朱熹则释为：“共人，僚友之处者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复念其僚友之处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归也。”（《诗集传》）朱熹的说法颇为含混。所谓“僚友”，既可理解为同僚中的朋友，也可看作是同僚与友人并提；而所谓“处”，既可解作隐居不仕，也可释为居留在朝。今人高亨则解共人为“恭敬的人，此指作者的妻”（《诗经今注》）。吴闿生则解为“‘念彼共人’者，念古之劳臣贤士，以自证而自慰也”（《诗义会通》）。
此诗的难解之处在于后二章的诗意似与前三章断为两截，难以贯通。后二章中“靖共尔位”的“共”亦当作“恭”解，那末这一句就是克尽职守之意。如果将前面的“共人”理解为忠于职守的同僚，那末后面敦劝“靖共尔位”似属多余。如果将“共人”理解为隐居不仕者，那末前面既已表示了悔仕乱世、向往归隐之意，后面又勉以恭谨尽职，自相矛盾；而且既然是退隐之士，就不可能有职可守。历来的注解都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使之能自圆其说，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后二章为“自相劳苦之辞”。《吕氏家塾读诗记》引欧阳修说云：“‘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云：无苟偷安，使靖共尔位之职。”吕祖谦申此说曰：“上三章唱悔仕乱世，厌于劳役，欲安处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怀归之叹。至是知不可去矣，则与其同列自相劳苦曰：嗟尔君子，无恒欲安处也。苟静恭于位，惟正直之道是与，则神将佑之矣，何必去哉！”戴溪之说与吕氏同，谓“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后二章勉君子以安位”，“始悔仕于乱世，终不忍去其君，可以为贤矣”（《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这样的解释也许颇合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将后二章看作既是自勉、又是互相劝慰之词，实在是很牵强的，“自勉”云云只能是解诗者的曲为之说，因为此处说话的对象“君子”明明是第二人称的“尔”。
其实此诗与《四月》、《北山》等诗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即感慨征戍久役、劳逸不均。所谓“共人”应该是与诗人一样效命王室、忠于职守的人，因而想到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同病相怜、眷然怀恋之情，“涕零如雨”、“睠睠怀顾”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兴言出宿”则表现诗人在怨艾之后仍起身踏上征途。“念彼共人”的复叠之词展示出诗人情感演变的轨迹：虽然忧伤孤独，疲于奔命，但对王事还是不敢懈怠，有“彼共人”作为榜样，他也只能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有了这样的铺垫，下面转入对“君子”的劝勉也就顺理成章了。揣摩诗意，这四、五两章当是诗人对在上者的劝戒。“君子”不是指一般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嗟尔君子，无恒安处”实在有着无穷的感喟，在这声声敦劝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怨嗟。“无恒安处”的言外无疑意味着这些“君子”的安居逸乐，它和诗人的奔波劳碌、不遑宁处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劝勉这些“君子”勤政尽职，正说明他们未能像“共人”那般一至为社稷黎民操劳。“神之听之”的声声祝愿中不能说没有告诫的弦外之音在回响。
这首诗采用赋体手法，不借助比兴，而是直诉胸臆，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娓娓道来，真切感人。诗中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诗人的内至世界，又展示了他至理变化的轨迹，纵横交织，反覆咏唱，细腻婉转。可以说这首诗与《北山》诗同样表现了不满上层统治者的怨情，但它不像《北山》那样尖锐刻露、对比鲜明，它的措辞较为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