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极其凄婉的笔触，抒写了作者的垂暮之感和政治失意的感伤。全词上片伤春，下片写人，词中“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意象无不充满绝望后的浓重感伤色彩，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的艺术特色。
此词写得“词极凄婉”，处处流露出一种垂暮之感。
词在上片前两句写景，意思只是说，城头上莺语唧唧，风光无限；城脚下烟波浩淼，春水拍岸，是一派春景。作者在这里是借景抒情，而不是因景生情，因此用粗线条勾勒春景，对于后面的遣怀抒情反而有好处，因为它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喧宾夺主在毛病。
另外，作者对景物描写这样处理，仍有一番匠心在。首先，这两句是从城上和城下两处着墨描绘春景，这就给人以动的感觉。其次，又斟酌字句，使两句中的听觉与视觉形成对比，看的是风光、烟波之类，显得抽象朦胧；听的是莺语、涛声，显得具体真切。这样的描写，正能体现出作者此时此刻的心情：并非着意赏春，而是一片春声在侵扰着他，使他无计避春，从而更触发了满怀愁绪。况周颐在《惠风词话》中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过不经意，其蔽也褦襶。不经意而经意，易；经意而不经意，难。”钱惟演的这两句正是进入了“经意而不经意”的境界。
下面两句开始抒情，绿杨芳草年年生发，而我则已是眼泪流尽，愁肠先断，愁惨之气溢于言表。用芳草来比喻忧愁的词作很多，如“芳草年年与恨长”（冯延巳《南乡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这些句子都比钱惟演的来得深婉，但同时又都没有他来得凄婉。从表现手法上讲，用绿杨芳草来渲染泪眼愁肠，也就达到了情景相生的效果。这两句是由上面两句对春色的描写直接引发的，由景入情，并且突作“变徵之声”，把词推向高潮，中间的过渡是很自然的。
下面的前两句仍是抒情，这比上片更为细腻，“情怀渐觉成衰晚”，并不是虚写，而是有着充实的内容。钱惟演宦海沉浮几十年，能够“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见欧阳修《归田录》），靠的就是刘太后，因此，刘太后的死，对钱惟演确实是致命的一击。一贬汉东，永无出头之日，这对于一生“雅意柄用”的钱惟演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当时的情怀可想而知。“鸾镜朱颜惊暗换”，亦徐干《室思》诗“郁结令人老”之意，承上句而来。人不能自见其面，说是镜里面而始惊，亦颇入情。这两句从精神与形体两方面来感叹老之已至，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之情。
最后两句是全词的精粹，收得极有分量，使整首词境界全出。用酒浇愁是一个用滥了的主题，但这是运用得却颇出新意，原因正在于作者捕捉到对“芳尊”态度的前后变化，形成强烈对照，写得直率。以全篇结构来看，这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使得整首词由景入情，由粗及细，层层推进，最后“点睛”，形成所谓“警策句”，使整首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境。
有人曾经把这两句同宋祁的“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加以比较，认为宋祁的两句更为委婉（见杨慎《诗品》）。这固然有些道理，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两首词所表达的意境是不相同的。宋祁是着意在赏春，尽管也流露出一点“人生易老”的感伤情绪。但整首词的基调还是明快的。而钱惟演则是在因春伤情，整首词所抒发的是一个政治失意者的绝望心情。从这点说，两者各得其妙。其实，词写得委婉也好，直露也好，关键在于一个“真”字。“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蕙风词话》卷一）这是极有见地的议论。
这首遣怀之作，在遣词造句上却未脱尽粉气，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等，颇有几分像“妇人之语”实际上它只是抒写作者的政治失意的感伤而已，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一般特征。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呈给友人，是用以互相勉励之意。
开篇二句叙述移栽柏树的原因，言辞极为朴实、淡雅，颇有古韵。“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以如此恬静、闲适的笔触引领全文，令人如处炎炎夏日，避身于柏树浓阴之下，一股清凉之气溢满全身，令人心驰神往。
颔联二句是诗人对这株柏树命运的叹惜：“不曾台上种，留向碛中栽。”很明显这是诗人引以自喻，即自己不能被任用于朝堂，只好兀兀效力于边塞。其实，柏树无论栽于何处，那“青青”秀色是不变的，也正如诗人不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居身于边塞之远，都能时时以报国为己任，其高风亮节如翠柏常青，千载而后浓阴仍能荫庇后人。
“脆叶欺门柳，狂花笑院梅”二句运用了拟人和倒装的修辞手法，十分生动传神地表达了诗人对那些窃居高位，却不思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只是一味地饰言媚上、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无耻之徒的蔑视与嘲笑。
最后，“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夸赞柏树有四季常青的优良品质，足以傲视严寒。同时也是诗人自明心志，表达了任何挫折困难都无从磨灭自己一心为国的志向。
全诗清新、秀雅，颇有建安风骨之气象。先写移栽的原因，饱含着对柏树青葱本色的赞赏；承此而叹惜柏树的命运，又蕴涵对其不弃沙漠之地，仍然茁壮成长的钦佩之情，转而贬斥杨柳与梅花的无聊、纤弱，更衬出柏树的不同凡响；最后高扬柏树的岁寒本色。全诗的意境也同这柏树之品质的升华一样登上更高的台阶。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