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片抒发壮志难酬，抛却浮名、填词传恨的苦衷。词的开端：“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这是说，词人的性格，本来是豪爽刚毅的，与豪侠结友，佩剑自随，想建立一番事业，但事与愿违，处处碰壁，洒尽涕泪而已。接着写“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在其词集中，虽有一些艳词，不过是空中传恨而已，并不曾在青楼歌馆，留连声色。但强调其空中恨的词只有“一半”，而另“一半”也许并非空中传恨，所以用词甚妙。

　　下片揭示其词学宗旨和落拓失意的情怀。换头写“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词人认为秦少游之词，偏于柔婉；黄山谷之词，偏于奇崛。他对张玉田崇尚清空，乃奉为圭臬，认为己词之风格，与玉田接近。接着写“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这几句是照应开头，壮志未酬，垂暮之年，封侯无分，只好“老去填词”，落拓江湖而已。这与辛弃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之句，用意相同。英雄失志的悲哀与无可奈何的愁绪，跃然纸上。这种结语，又与开端互相映照，显得结构谨严。

　　这首词以自述式的描写，活画出一个失意丈夫形象，他因大志难酬而调怅唏嘘，只好舞弄文墨，借填词来写其怅恨，以声色来消其心中块垒。词人意兴颓丧，且又笔致冷隽，使全词笼罩着一片灰暗凄切的消极情调。然柔中有骨，字行间仍使人感受到作为一个词人的主人公不懈努力的精神。壮志既不成，干脆愤而填词，以遣情怀，这正是词中所着力表现的题旨。这首词尽管用典良多，却给读者以自然浑成感，毫无琐屑堆砌之病。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