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掬月徒辛苦，衣下寻珠只等闲。
此事不从人世得，诸贤枉道法门艰。
千山万水参禅者，行到穷时只自还。
水中掬月徒辛苦，衣下寻珠只等闲。
此事不从人世得，诸贤枉道法门艰。
千山万水参禅者，行到穷时只自还。
这首《浣溪沙》继承了传统诗词写作一大风格，便是情感女性化。
这首词是以词人妻子的角度写，通过描写妻子对词人的深切怀念来表达词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全词在情感上收放并进，虽词浅意显，却更显得情深意切。从总体上开，全词在“怕”、“闲”、“厌”三阶段情感递进中上升。
上阙“泪渑红笺”起首，基本奠定全词的格调。“泪浥红笺”是一种情感的外放，在情感统摄上，有开门见山的优势。接着写“娇鸟”、“唤人”，却“怕开窗”，这时，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较之“泪浥红笺”，相对内敛一些，用“怕”来表现内中矛盾，她大抵会黯然神伤：“此遭启窗开，只怕又是，一番空倚栏。”接着情感益发收了一番，用了“闲”这开似无情感的词。然而这“闲”是藏着极深沉情感的，“闲”与“好时光”的交织，让她无比无奈与痛苦。
下阙并未脱离上片的情感轨迹。第一句“屏障厌开金碧画”中的“厌”字，是全词情感的最高点，余下几句，尽是这时情感飞瀑直泄而下的水流，“罗衣犹觉寒”，“眉谱无心思”。“厌”字较之“泪”、“怕”，更为深沉，所以内敛得也最深。这时她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只是一个“无心”，对那些氤氲的沉香、华丽的屏画、缤纷的眉谱等，就因一个“厌”，不闻、不开、不画，无有适意，无不伤怀，开似“天命无常，人事随兴”，其实心中的情感确是最为激烈的。这种“非我所爱，皆我所恨”的细腻而激烈的情感，逐渐从词中表现出来。
回开全词，词人在情感处理上颇有一些小心思。在情感的处理手段上，采用“收”的方法，而情感的表现上，却是念人伤怀，愈感愈深，递相深进地“放”。这首词很短，可谓“小制”，然情感上却收放并进，读之味足，感慨至切。
杨果是由金入元的散曲作家。这支小令写思妇思念丈夫。曲子首句“碧湖湖上柳阴阴”是说：想起绿树成荫的湖畔，折柳送别的场所，能想起多少故事。这就仿佛是当代人的火车站情结一般。“人影澄波浸”的意思是：很多惜别的人影，倒映在湖面上，水波又打乱了影像。“常记年时对饮”是想象，意思是说：想起我们一块对坐饮酒，好不惬意。“到如今，西风吹断回文锦”意谓：念目前，夫妻离散，心中无限悲痛。最后三句“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的大意是：羡慕身旁飞过的鸳鸯，看别人成双成对，只觉得一场残梦般，蓼花深深。这直白的悲痛，非常感人，可以说这是全诗最美的三句。
这首小令从写景领起，写湖水清碧，岸柳阴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碧湖”与“湖上”是两个词组，作者有意重用一个“湖”字，而不说“碧湖岸上”，与其后“阴阴”的叠词同集一句，便形成了一种婉转低回的情味。“人影澄波浸”是表现湖水的清纯，回应“碧湖”，但更主要的是从湖景带出“人影”，由写景向写人过渡。“人影”至少能给读者提供另外两种意象：一是指曲中主人公本人，“柳阴阴”衬托出其人的孤独，而碧湖澄波的宁静气氛则反现出下文心情的不平静；二是指湖中的采莲女，因为这首《小桃红》是从江南采莲的意境生发的。若取此解释，那么主人公所忆的“对花饮”的对象，也是一名采莲女子。而“语译”释“人影”为游人之影，则是与下句“常记”相承，所谓触景生情。
设想柳荫下游人笑语欢饮，且男女相杂，于是激起了主人公“年时对花饮”的回忆。“对花饮”通常意义就是对花饮酒，但“花”在诗歌中又有借喻女子的习常用法。这才使我们意识到曲中主人公为一名男子。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效果，这里不妨看他的另一首《小桃红》：“采莲湖上棹船回，风约湘裙翠。一曲琵琶数行泪。望人归，芙蓉开尽无消息。晚凉多少，红鸳白鹭，何处不双飞。”立意乃至布局都与本篇惊人地相似，而主人公的女性身份则同样是一目了然的。中国的词曲作家都善于用简略的暗示来节省介绍人物的笔墨。
回忆只有短短的一句，迅即接上了“到如今”，显示了现实的无情。“如今”与“年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回文锦”表现出了主人公与“年时对花饮”的对方的恋爱相思关系，而这三字本身已寓离散之意，何况“西风吹断”，两人的音书联系也中断了。作者不直说情人远去，恩爱断绝，而以“西风吹断回文锦”为暗喻，是艺术语言的需要，也表现出一种讳言伤痛的惆怅情味。于是，由触景生情，又进一步引出了末三句的见景生感。
“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这“残梦蓼花深”又非一种断言可以括尽。我们取“残梦”为鸳鸯之梦，似较得诗人之旨。这三句全述“鸳鸯”，以一个“羡”字统领，一方面说明了主人公渴望爱情幸福的强烈，连鸳鸯的“残梦”也在被羡之列；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主人公对命运现实的绝望。一对鸳鸯飞入蓼花深处并头酣眠，是连贯的一意，作品分作三句，虽是服从曲律句式的需要，却也表现出主人公在克制伤痛、倾诉愿望时的一种挣扎感。
这首小令由景及人，又由人及景，借湖上的美景作为人物悲剧命运和悲剧心理的强烈反衬，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清王夫之《诗律》）。曲中处处表现出对悲哀的克制，含痛于喉，同时也因此表现出一种悱恻低回的风调。这种风调及其表现的手法都近于婉约词，而“到如今”、“羡他一对，鸳鸯飞去”等使用的又是曲的平直语言。以曲为载体，以词为笔法，这正是词曲嬗变时期的常见现象。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李洞生活的晚唐时代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国势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而僖宗荒淫嬉戏，贪残昏朽，更甚于玄宗；这首诗表面是写唐玄宗的荒政误国，实是针对时政而发的。《唐才子传》说李洞写诗“逼真于岛（贾岛），新奇或过之”。此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
“春日迟迟春草绿”写游绣岭宫的季节、天气以及满眼新绿的景色。“迟迟”，可推测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一般情况下，“春草绿”应是一种宜人之色，但用于此刻的登绣岭宫，却是荒草萋萋，听不到玉辇鸣鸾的荒凉之境。如果说这句还只是通过对背景的联想才透出了“春草绿”的时代气息，那么，这“野棠开尽飘香玉”的时代气息就更其明显了。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遂成开元盛世，后期迷于声色狗马，讨厌政事，酿成安史之乱。但这些具体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是无法写到一首小诗中去的，诗人便抓住了绣岭野棠来叙述，手法新奇。“野棠”的“野”字，包含了诗人的无限感叹。“开尽”的“尽”字，道出了无限“芳树无人花自落”之慨。“飘香玉”的“飘”字，蕴藏着诗人无限惋惜之情。原为御地之树，变为无主之林；原为笙管之地，变为无人之境；弟子散尽，香玉惊风；“野”“尽”“飘”三字，写出了无限令人感慨的意境。只迷声色，不理国政，梨未成，梦已绝，君主的荒淫享乐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国灾民难。
尾联写出一位白发老人的举动：“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自玄宗的开元盛日，至僖宗的衰朽之朝，时历一个半世纪有余，活动在开元时代的人，自然一个也没有了。“犹唱”二字，表面似讥老人爱翻陈年老历，唱得不合时宜，实则感慨深远。通过鹤发老人对太平盛世的缅怀，诗人寄寓自己对时政的深沉叹息。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情于字背，寓深义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游刃骚雅之妙。
这首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情于字背，寓深义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游刃骚雅之妙。
此诗题目特别，《诗经》大多是取首句语词为题，有的虽不是首句，但亦是诗中的语词，而“常武”一词不见于该诗，故说诗者议论纷纭。《毛诗序》谓其意是“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诗序辨说》申此说“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对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道：“诗中极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腐儒之见明矣。”王质《诗总闻》谓“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常武”是乐名，他说：“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近人或以为古常、尚通用，“常武”即尚武，与诗旨正合。
此诗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诗人的叙述基本按照事件的发展：首章写宣王委任将帅并部署战备任务；第二章通过尹氏向程伯休父下达作战计划。这两章着重记述史实，一一交代重要人物，虽然极为简括，但却把形势、任务、目标乃至进军路线都说清楚了。这自然是最高统帅宣王的杰作，诗人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了宣王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魄与指挥才能。
第三章写进军。诗人先从“我方”着笔：天子亲征，沉稳从容，战士行军，不紧不慢，充满一种胜券在握的坚定信心。而敌方，在诗人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徐方阵营骚动、震恐，以致如五雷轰顶，仓皇失措。一镇定，一惊慌，两相对照，显示出王师强大的力量，未战已先声夺人。
第四章写王师进击徐夷。诗人以天怒雷震，比喻周王奋发用武；以猛虎怒吼，比喻官兵勇敢，极力突出王师惊天动地的气势。以此击徐，无异泰山压顶，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师迅疾深入淮河腹地，切断了徐淮的联系，还俘获了大批叛军，进而扎营于此，为剿灭敌人作准备。全章八句，前用比，后用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进军的形势，充分显示出王师的压倒优势。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句，饱蘸笔墨，歌唱王师。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
第六章写王师凯旋，归功天子。诗人先颂扬天子计谋允当，再说胜利是“天子之功”，然后写到王下令“还归”，叙述次第井然。“王曰还归”回应篇首“王命卿士”，一反映今日胜利的踌躇满志；一表现昔日大敌当前的凝重心境，前后鲜明对照，首尾相连，结构完善。此章造句颇奇特，双句、单句“徐方”二字交替使用，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徐方’二字回环互用，奇绝快绝！”诗人反覆提出“徐方”，正见出对这次平徐胜利的特别重视与喜悦。徐为淮夷大国，屡与朝廷抗衡，今已降服来朝，自然极为可喜可贺，要津津乐道；同时又是天子亲征，诗人怎能不张大其功，宣扬徐方“既来”、“既同”、“来庭”、“不回”。可见连用四个“徐方”既是内容使然，又是抒情志感的需要，并非故意造奇。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很发达，但如《大雅·常武》一诗，尽管在细节的叙述上精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却也神完气足，其叙事虚写与实写的巧妙结合，尤为一大特色，从诗歌艺术上说，即使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似也不遑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