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雷,就是春雷。经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一声春雷,引来明媚如画的春天,人间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这首诗写了诗人渴望春天尽快到来的急迫心情,以及春天即将来临的喜悦。
首先,诗人的移情手法,赋予自然界具有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
“造物无言却有情”造物,万物的创造者,指天。造物无言,来自孔子《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原意是,天什么时候说过话呀,但四季的轮转,百物的生长,都由它来掌管。这句是说:天不会讲话,但却是富有情感的。
“每于寒尽觉春生”寒,寒寒冷,指冬天。觉,启发,催动。意思说:每当冬天将要完了时,就催动着春天到来。这就是诗人认为天有情的地方。其实,四时变化,冬去春来,是一种自然规律。诗人把它说成是天有情感,有意这样做的,正是诗人自己有情,他感到春天即将来临了,产生了无限的喜悦,和对天——造物主的感激之情。同时,还有渴望尽快让春天到来的希冀。
其次,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
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时刻,使画面更富悬念,更具戏剧色彩。因为造物有情,寒尽春生,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所以,平静、寂静之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在人们的情绪上,只有这样的时刻,最令人紧张,也最富于想象力。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渴望。
这首诗写诗人呼唤春天,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社会的春天。当时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落后,诗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社会发展也必然要改变它。诗入借新雷的描写,渴望和坚信社会变革的到来。诗的构思巧妙,情调激昂向上,语句清新,寓意深刻。读着它,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博,不由产生奋发的力量。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首秋轮台》这首五律于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诗人居轮台时所作。诗人于公元754年赴北庭,至今已历三年,诗中描绘初秋边塞景物.抒写久居边塞的惆怅心情。
诗的开头面句从地点“轮台”落笔写。地为“异域”,城为“孤城”,而又位于明山之外,雪海之边,两句互相补充,各分三层以写边地荒远苦寒,起调极为沉重。
诗的次两句则从时间“首秋”落笔写。“秋来”和“夏尽”点明“首秋”,雁为北地之氏“唯有雁”照应“孤城”二字;蝉为家乡之物,“不闻蝉”照应“异域”二字。“唯有”、“不闻”。从所见所闻,一正一反两个方而来写边地荒远苦寒。
诗的五、六两句从居住环境方面写。边地的秋风秋雨侵袭着诗人居住的蓬帐,来墙已经潮湿,帐幕发出胞气。上句景物诉诸视觉,下旬景物诉诸嗅觉,可见诗人置身子怎样的氛围之中。一“捞”一“格”,写边地初秋气候的恶劣,点染秋景气氛,勾划出一个极为凄苦的环境。
诗的最后两句仍从地点时间两方面着笔来写。“轮台万里地”,写边塞地点之远;“无事历三年”,写戍边时间之长。环境苦寒,秋日又至,家乡万里,归去无期,思念家乡宅切是不言而喻的。因面这两句实为诗人之所感。
这首诗由诗人所居异域而及诗人首秋所见,而及诗人边地所居,而及诗人心中所想,由远及近,层层写拢来,久居边塞的苦闷心情在首秋轮台的景物描绘中得到自然而又含蓄的表露。
首句为地理环境,异域,有别于内地,且在阴山之外;孤城雪海,竟然为沙漠之中的一块绿地。次句为气候环境,轮台之夏和秋季很短,夏季听不见蝉鸣,秋季看不见大雁,一不留神便进入冬季。三句为居住环境,住用来帐,不防雨。结尾为总结感叹,茫茫万里辽阔之轮台,白白在这呆了三年。能看出来,岑参此时有些伤感,不知是对此西域轮台不满意,还是因为未能建功立业长叹息。
轮台为古单于之地,风物民俗尽殊,即古之所谓异域。作者《轮台即事》破题即曰:“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即写其风物之异,与异域之感。结句平实,然平中有奇,实中有虚。无事而于此偏远荒漠之地度过三年。其难熬可知,其感触可会,句外有无穷之意。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表面上看,全篇既没有精彩的警句,也很少有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指事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
全诗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步步围绕主题,写得颇有情致。首段六句,作者以概述的笔调,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在于一个“钱”字。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室儿女也显得十分殷勤。假如要脱衣服,很快就会有人把脱下的袍袄折叠得整整齐齐;假如离家出外若商,还要一直送到大路旁边。诗人在这里选取习见的生活现象,以凝炼的笔触,不加修饰地叙写出各种场景,给人以平凡而生动的感觉。
接着,作者利用贴切的比喻,进一步刻画出金钱引起的种种媚态:“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当携带金钱回到家中时,他们一个个笑脸相迎,像白鸽那样盘旋在周围,又好似学舌的鹦鹉在耳边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因此诗人用“白鸽”、“鹦鹉”来比喻见钱眼开的贪财者。
最后六句,概括全篇主旨,也是王梵志对世情险薄的愤激之语。句中的“邂逅”、“貌哨”,皆为唐人口语。这几句诗中,作者直率地警告那些庸俗的贪财者,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要看看来时的报应了。这里,诗人率直地写下了他的愤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锐敏的观察力捕捉生活中某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动作和事理,运用通俗凝炼的语言,设想奇巧的对比描写,着墨不多,无意于渲染,但是那种贪钱者的丑态便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诗人的不平之气也豁然而出。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出语自然,质直素朴,言近旨远,从而开创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