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陆游的诗歌继承了屈原以来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立足于时代。《读书》虽以读书为题材，但诗人的眼光早已离开书斋这个狭小的空间，他将目光投向于整个人民，所以他所有的读书诗包括《读书》，仍然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仍然流露着对生命的感慨，仍然是活色生香，精力充沛，是文学意味十分浓厚的好诗。同时他的读书诗既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使他的诗内容充实，热情横溢，显得既沉郁悲壮，又恢宏雄放。从平凡细微当中觅得诗情，写成活泼生动的好诗，一切都取决于诗人是否有灵心慧性。
“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这两句直抒胸臆，说自己读书是为了平民百姓，前两句不重情节画面，而是把事实压缩在极其精炼的诗句内，着重抒写自己的主观感受，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一个“宁无”把诗人内心深处对黎民百姓的牵挂表达的淋漓尽致。也显示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操。在封建时代，能提出“读书本意在元元”，把读书看做是为百姓而读，展现了诗人的可贵。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这两句是写实，具有二个特点：一是细节的真实性，灯下读书，眼神已大不如从前了。写这首诗时，诗人已是五十三岁，视力减退。透过诗句，诗人灯下读书的形象出现在眼前。二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一盏青灯为何出现在陆游的诗中，因为是其读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物体，故而成了其读书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意象。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忠于人民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尽管明白如话，浅显平淡，但却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把诗人在孤灯之下，老眼昏花地阅读蝇头小字的场景，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来。既是对生活描写，更是对后人告诫，寓意深远。
这首《读书》七绝，如同诗人的学习体会，既反映了诗人在年老时仍坚持苦学的情况，又表明了他学习是为平民百姓而并无他求的可贵精神。诗言志，诗歌是诗人对人生的歌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关于诗歌内容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凡是属于人生的各类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诗人取材的范围，不应有什么事先划定的禁区 。对于主要身份是士人的陆游来说，其生活内容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书斋里度过的，读书正是他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当他要想写诗歌咏其生活内容，表示其人生感慨时，读书便理所当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题材。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在送别杨绘的诸多词作中，此篇最大的特点是以直抒胸臆为主。只有首尾两句是个例外。首句从当前聚会的场景落笔，说友人阳春白雪一般的清妙的词作在座席中间就一挥而就了。虽然由于杨氏作品的失传，今天已无法欣赏他的原作，但从苏轼的赞美中仍然可以看出其作品的格调高雅以及其人的才思敏捷。这一笔精要的叙写，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友人的才华，为下文作了一个铺垫。接着词人便直抒对友人的爱赏之情：“爱君才器两俱全。”唐人刘肃说过：“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大唐新语·知微》）固然强调了“器识”的重要性，却也说明了才识两全的不可多得。而在词人心目中，友人杨绘却是这种才识两全的人才。这除了出于倾慕友人的才华之外，当然也与在党争中志同道合分不开的（见《宋史》杨绘本传）。“异乡”句则意在暗点节令“重九”，“异乡”杭州，说明它与故乡蜀地的节令风光没有什么两样，似乎流露出认他乡为故乡的亲切感，怅惘与慰藉兼而有之。
下片进而抒写离愁别绪。词人满怀优伤地写道：可恨彼此相聚能有几多时光，这一次分手之后，不知到哪一年才能重逢。字里行间充分表露了对相逢短暂、后会难期的怅恨。这两句是词人向友人直接吐露衷肠，有语浅情深之妙。末句“茱萸子细更重看”，暗用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的诗意，以对带有节令特征的茱萸“重看”这一细节表达了依恋的情慷，并将“明年此会知谁健”这一层意思寄之于言外，暗含着别后对友人怀念的深情。所以此篇尽管在作者的别情词中略嫌平实，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
这首小令，词短情长，语言流丽平易，表达了词人深挚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