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祖席离歌》是宋代词人晏殊的作品，被选入《宋词三百首》。此词咏别情。上片写饯行的情景，开始写送别场面，然后分别从居者、行者两方面写离情，一方面表现居者依依难舍，另一方面叙写行人不忍离去；下片单从居者方面写对行者的思念，因行者从水路乘船走，所以仍紧扣水波写。全词融情于景，情境如画，勾勒出一幅春江送别图，语言含蓄婉转、平易而意旨深曲。
此词起二语，写在饯行的酒席上别情依依。“离歌”与“别宴”同属一事，而“别宴”又与“祖席”意同。此处不避重复，是为了强调送别的场面。“香尘”句，写刚分手时的情景：落花满地，尘土也带有芬芳的气息，已隔着漠漠的香尘，彼此还一再含情回顾。“回面”，虽未点明是“居人”还是“行人”，但可以想见双方都缱绻缠绵，不忍别去。四、五句从送者与行者分别写来，两相对照，令人尤难解颐。尽管频频回望对方，总有不能再看到的时候。一个小树林，隔断了人的视线，那马儿也象了解“居人”的心意，仰首长嘶，而“行人”已乘船渐行渐远，终于随着江流的曲折而隐没不见了。马嘶、棹转，从侧面衬托出别情之深。
过片两句，写“居人”登上画阁，不禁黯然魂消，凭倚高楼，独自含愁极望，惟见江波映照着落日余辉，伸展向遥远的天边，徒令人增添别恨而已。居人登楼，只是惘惘离怀，有所不甘，并不必为了继续目送行舟。词语不粘不脱，有悠然远意。
时间上，下片与上片亦不一定紧密衔接，登楼极目，只是别后的情事，遥念行人，无时能已。句中“只送”二字，怨极恨极而又无可奈何，语言平易而意旨深曲。收二句“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写别后的思量，自上句“平波远”三字化出。抒情主人公放纵自己的想象，让此情随波而去，绕遍天涯。由眼前的渺渺平波，引出无穷无尽的离愁，意境本已深远，再以“天涯地角”补足之，则相思相望之情几趋极致。
此词写饯别相送及别后的怀思，均情景逼真，含蕴无尽。如一幅丹青妙手绘的春江送别图，令读者置身其间，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缱绻深情。
诗歌前八句集中笔墨写蚊子的特性，活画出了腐朽官僚的丑恶嘴脸。首先，它们的重要特点是都不敢正大光明地活动，只有在“沉沉夏夜”中，才“喧腾鼓舞”，“伺暗”而动。诗歌第一句“沉沉夏夜闲堂开”，一开始就点出时间，接着写“伺暗”、“喜昏黑”，深刻地表现出了“飞蚊”那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本性。正因为它们是在黑暗中活动，所以使得糊涂人辨别不清，而聪明者也迷惑起来。其次，它们特别善于聚众起哄，“嘈然歘起”，其声“殷殷若自南山来”，好像从南山传来的隆隆的雷声。这里用雷声来比喻“飞蚊”聚集的鸣叫之声，虽带夸张，但却非常形象，并且暗用了《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传》中“夫众煦漂山，聚蚊成雷”的典故，使得诗意更为含蓄、深厚。第三，它们都心地歹毒，在花滴露珠、月色初上的朦胧中，乘人不备，利嘴相加，给人以突然伤害。这三种特性，既是“飞蚊”的特点，也是朝中那些腐朽官僚的特点，他们为了迫害正直的人，也像“飞蚊”那样，暗中活动，造谣惑众，纠集起来，乘机给人以致命的中伤。诗人抓住他们与“飞蚊”的共通处，进行比喻，使他们的本性更加鲜明突出，极为清楚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这就比直接写他们生动得多，有力得多。从“嘈然歘起”、“喧腾鼓舞”、“利嘴迎人”这些感情色彩很强的措语中，诗人对它们的厌恶、鄙视之意，也溢于言表。在写法上，诗人纵横交错地来表现它们的特性，既井然有序又变化有致，且便于夹叙夹议，把诗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沛和强烈。
从“我躯七尺尔如芒”以下四句，写诗人对待“飞蚊”的态度。从形体上看，以堂堂七尺之躯与小如芒刺的“飞蚊”相比，其间悬殊，不啻霄壤，诗中满含极为蔑视之意。但接着却一转，“我孤尔众能我伤”。“飞蚊”虽然小，但却很多，从数量上看，却又占着明显的优势，所以情况是“能我伤”，它们是足以给人造成伤害的，这表现出诗人清醒的头脑。因为只有正视现实，才能采取正确的应付措施。“天生有时”二句，就写出了诗人对付它们的办法：蚊子孳生之时是无法抵挡的，只好暂时躲进蚊帐里去。“遏”是阻止之意，“设幄”即装上帐子，“匡床”即方正的床。两句的意思，就是俗语所说的“惹不起，躲得起”。此时，作者贬官之后，待罪朗州，他在政治上孤立无援，明显处于劣势。那些如“飞蚊”一样的官僚把持朝政，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气候，诗人一时无法相与之抗衡。他所能选择的，只能是暂时的退避，这对于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当然是明智的抉择，而决不是软弱胆小。这四句写得自然流畅，明白如话，但其中却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政治意义，启人深思。
最后两句，诗人以坚定的信念，预言了“飞蚊”的必然灭亡：“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清商”即秋风，潘岳诗：“清商应秋至。”“丹鸟”即萤火虫。据《大戴礼记·夏小正》及《古今注·鱼虫》说，萤火虫能吃蚊子。两句说，等到秋天一来，你们这些小小的蚊子，都要去喂萤火虫了。前一句与“沉沉夏夜闲堂开”相照应，夏去秋来，这是季节推移，谁也无法更改，暗示出蚊子的必然灭亡。后一句与上面对“飞蚊”的赫赫威势的描写，也恰成对比，那不可一世，“利嘴迎人”、“能我伤”的蚊子，这时都要被吃掉了。通过这样照应、对比，不仅使全诗显得严谨、完整，而且也突出了“飞蚊”的可悲、可耻的下场。“秋日晓”三字，以清秋丽日的美景，烘托出诗人政治家的乐观情怀；“羞”字，又进一步表现出诗人对“飞蚊”的鄙视。诗人在身处逆境中，能够往远处想，往大处看，不因一时的挫折而颓丧，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豪爽的气度，值得推崇。全诗十四句，前十二句四句一转韵，平仄相间，读来既觉稳健，而又具有跳跃性的变化；最后两句另起一韵，且用仄声，在声情上使全诗收结得刚健有力。整篇语言较为质朴，但其中“露华滴沥月上天”、“清商一来秋日晓”等句，又富有文彩，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诗人的独特风格。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