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夜,指旧历正月十五夜,又称元宵节。我国素有元宵赏灯的风俗。崔液组诗《上元夜》七绝,共六首。描写当时京城长安元宵赏灯的繁华景象。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神龙(唐中宗年号,公元705—707年)之际,京城正月望日(即十五),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族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喧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竞夸。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苏、郭之作皆五律)、殿中侍御史崔液为绝唱。”这是崔液所作赏灯诗六首中的第一首。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玉漏银壶”,计时的器具,古代以漏刻之法计时,具体方法是用铜壶盛水,壶底打通一小孔,壶中立刻度箭,壶中的水逐渐减少,箭上的度数就依次显露,就可按度计时,击鼓报更。元宵夜尽管解除了宵禁,但长安城的钟鼓楼上,仍旧按时报更;人们听了,都嫌时间过得太快,怕不能玩得尽兴,于是说:滴漏箭壶,你不要这样一声比一声紧地催促呀,也不要过得那么快,今夜的城门要一直开到天亮呢!上句写出了人们“欢娱苦日短”的感慨,下句是说在此太平盛世,应该通宵尽兴。吃过晚饭,打扮一新的人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早早走出家门,三五成群相邀着、呼唤着、嬉笑着,涌出巷口,融入大街,汇进似潮喧闹欢腾的人流。人们兴高采烈地燃放烟花爆竹,挥舞狮子龙灯,观赏绚丽多彩的灯火,评论着、嬉戏着、赞叹着。越看越高兴,越玩越兴奋,“莫相催”衬托出气氛之热烈,景色之迷人、“彻明开”既写出了元宵节通宵达旦闹花灯时间和程度,又写出了人们高涨而持续的勃勃兴致。
后面接着连用两个问句:“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谁家”、“何处”,实际是指家家、人人说明万人空巷的盛况。这包括了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因而,“谁家”“何处”这四字包涵的内容实在太多,它把人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龙,灯火闪烁,繁华似锦的京城元宵夜景一语道尽。连用两个诘句,不仅将盛景迷人,令人不得不往的意思表达得灵活传神,而且给人以无限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首诗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全诗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首句说出在阴凉的桂花树下这一环境中持鳌,心境是欢快的,因此诗中着一“喜”字,点出人物心情。次句写出持螯人的两个细节:“泼醋擂姜”,把吃蟹人的粗狂戏耍之态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这已不是一般的“喜”了,因此诗以“兴欲狂”落在首联。诗的开头,富有生活情趣,“狂”字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饕餮王孙应有酒”补足“兴欲狂”之意,以酒助兴。此联不但语极豪爽,更兼语带双关。“饕餮王孙”承上而来,显然是以此自比,“横行公欲”又与它相对,表面是咏蟹,实是以蟹自喻;表面是说蟹无肝肠却得了个“横行公欲”的恶号,实是宝玉借以回答世人对自己的妄评。这就无异于在说,自已之所以行为无所忌惮,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自己腹无孔孟之道,对仕途之路毫无意兴、无动于衷的缘故。咏物诗,无非是托物抒怀。宝玉如此赞扬螃蟹的“横行无忌”,并以此自况,且感情如此激烈,大有“行为偏解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的味道,在世人看来,确实是够“狂”的了。
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诗不明言吃蟹人之狂,只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写吃蟹人忘了一切顾忌,读者自能体会吃蟹人为饱口腹而贪吃的情态。
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苏东坡在《老饕赋》中,曾用铺张的笔法嘲笑一个贪馋忙吃的老饕;在《初到黄州》诗中亦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称荒唐”。宝玉搬出“坡仙”来,还说螃蟹生来就是“为世人美口腹”的,生活情趣熠然而出,读来不禁怡然而笑。他只自嘲而绝不虚伪矫饰,其处世为人之道,不亦昭然乎。
全诗以“持鳌赏桂”开头,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以自嘲作结,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思想性格。这也就无怪乎林黛玉要对它大加赞扬,说“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并要他留着给人看看。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秋寒已至、初霜割蒲的农人劳作景致,“寒事”、“初霜”点明主旨,秋寒的物候时节,交代“刈渚蒲”事件的起因及背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高寒、肃杀之氛围。
“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运用比喻手法,贴切自然,把“挥镰”、“拂水”渲染成“转月”、“连珠”,间接描写出鲁东门外深秋割蒲草的“挥镰”“拂水”劳动场面,意在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创造了财富。为下文称赞“蒲草”作铺垫。
“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生动形象地以夸张手法,赞美蒲草比帝王豪贵之家所用的“龙须”更可贵,表达出诗人对蒲草的可贵有独特的见解。
“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承接上文,讲述诗人对蒲草“最可珍”的作用,勾勒出一幅蒲草织作玉床席、清静夜晚躺欢娱的景致,侧面烘托出农人刈蒲以作编织之用,点明题旨,紧扣诗题“鲁东门观刈蒲”,陈述了诗人见农人刈蒲的纪实。
“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借用谢脁《咏席》诗:“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讲述出所咏之蒲草的品性,“不畏”、“素尘”更显得蒲草高洁纯净、“最可珍”。
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鲁东门外农家深秋割蒲的劳动场景,并以夸张手法,赞美了蒲草的可贵与作用。在诗人笔下,蒲草经过农户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妙笔生花,富有浪漫色彩。刈蒲时“挥镰”、“拂水”的比喻,透露着诗人对农事劳作的喜爱,是丽句;“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则是警策之句,似有评击上层贵族奢华放纵、穷奢极侈,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这首词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词人与一位风尘女子的感情经历。该词对怨情的抒发,不像唐人的闺怨诗那样,往往只写一点、一面或一个瞬间。《击梧桐》反映的是从相知到分离,再到相思的全过程,具有较强的叙事性。
此词上片,回忆过去的相知和别离。首三句是词人见到这位女子时的情景,“香靥深深”,涂抹了香粉的脸蛋上有一对深深的酒窝;“姿姿媚媚”,姿容足以媚悦于人;“雅格奇容天与”,格调、容貌出众,是天所给予的,可见词人对于她是一见钟情。“自识伊来”三句,是对过去相知相爱的甜蜜的回忆,洋溢着幸福感。先概括地说,从一开始认识,便蒙她很好地照顾自己,然后着重地指出最突岀之点:“会得妖娆心素”,理解得了她一片娇媚的内心情愫。俗话说:千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而她的这片心意使他念念不忘。
“临歧再约同欢”两句,是对过去分别时的回忆。当时的依恋之情,跃然纸上,充分地表现那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在那岔道上,一对情侣时而泪眼相看,时而破涕为笑,时而海誓山盟。“又恐恩情”三句,是新别后的担忧,因为在烟花路上,谁能保证她的“同欢”之约、“相许”之言,不会一走了之?所以,词人对别时“再约同欢”的美梦,会产生“易破难成”的“千般思虑”。在这思虑当中,包含很多惆怅与忐忑。
下片,抒写现在的怨恨和相思。首三句,表现得到恋人书信后的不满。一对情侣,如果是真心相爱的话,她分离后应该是非常痛苦,非常忧伤的,然而来信中只是冷淡地寒暄几句,没有那种绵绵关切的言语,使得词人心底的期盼落空,转而胡思乱想,“便认得、听人教当”,脑海中出现了这幅场景,被别人教唆,想把曾经的誓言都辜负,这反映了他的患得患失的心态。最后一句引用宋玉《高唐赋》中楚王和巫山神女的典故,词人希望他的爱情也同《高唐赋》里的那样,但现实生活中那位“行云”,她的行踪飘忽不定无法寻觅。
全词以委婉的手法,将词人从相见、相知、相爱到离别的感情经历娓娓诉说,句句满含着对恋人的深情,也体现了他因用情产生对恋人变心的猜测与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