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这首诗首句点明作者与朋友喝酒的地点与环境；次句以反复手法渲染开怀畅饮的场面；三句运用陶渊明的典故，写自己喝醉请对方自便；末句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此诗表现了一种随心所欲、恣情纵饮、不拘礼节的人生态度，展现出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超凡脱俗的艺术形象。全诗在语言上词气飞扬，体现出歌行的风格。
李白饮酒诗特多兴会淋漓之作。此诗开篇就写当筵情景。“山中”，对李白来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盛开的“山花”更增添了环境的幽美，而且眼前不是“独酌无相亲”，而是“两人对酌”，对酌者又是意气相投的“幽人”（隐居的高士）。此情此境，事事称心如意，于是乎“一杯一杯复一杯”地开怀畅饮了。次句接连重复三次“一杯”，采用词语的重复，不但极写饮酒之多，而且极写快意之至。读者仿佛看到那痛饮狂歌的情景，听到“将进酒，杯莫停”（《将进酒》）那样兴高采烈的劝酒的声音。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由于贪杯，诗人李白的朋友喝得大醉，就告诉李白“我已经喝醉，想要睡了，你回去吧！明天你若还觉得有意的话，就请顺便抱只琴来！”“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典故出自晋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宋书》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把没有琴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醉了就和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醉欲眠卿且去，几乎用陶潜的原话，表现出一种天真超脱的风度。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独特的所在。盛唐时期，绝句已经格律化。而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却不迁就声音格律，语言上又有飞扬的气魄，有古代歌行的风格。
诗的艺术表现也有独特之处。盛唐绝句已经律化，且多含蓄不露、回环婉曲之作，与古诗歌行全然不同。而此诗却不就声律，又词气飞扬，一开始就有一往无前不可羁勒之势，纯是歌行作风。惟其如此，才将那种极快意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与通常的绝句不同，但它又不违乎绝句艺术的法则，即虽豪放却非一味发露，仍有波澜，有曲折，或者说直中有曲意。诗前二句极写痛饮之际，三句忽然一转说到醉。从两人对酌到请卿自便，是诗情的一顿宕；在遣“卿且去”之际，末句又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又是一顿宕。如此便造成擒纵之致，所以能于写真率的举止谈吐中，将一种深情曲曲表达出来，自然有味。此诗直在全写眼前景口头语，曲在内含的情意和心思，既有信口而出、率然天真的妙处，又不一泻无余，故能令人玩味，令人神远。
此诗的语言特点，在口语化的同时不失其为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隽永有味。如“我醉欲眠卿且去”二句明白如话，却是化用一个故实。《宋书·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此诗第三句几乎用陶潜的原话，正表现出一种真率脱略的风度。而四句的“抱琴来”，也不是着意于声乐的享受，而重在“抚弄以寄其意”、以尽其兴，这从其出典可以会出。
此词表现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上片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状环境之寂，组成一幅幽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下片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全词以描写为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写人写景细腻精致，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用一幅幅无声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
上片写初夏已悄悄来到一个少女的身边。
“绿槐高柳咽新蝉”，都是具有初夏特征的景物：枝叶繁茂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一片阴凉幽静的庭院环境。“熏风初入弦”，又是初夏的气候特征。熏风，就是暖和的南风。古人对这种助长万物的风曾写有《南风歌》大加赞颂：“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据《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意即虞舜特制五弦琴为《南风》伴奏。这里的“熏风初入弦”，是说《南风》之歌又要开始入管弦被人歌唱，以喻南风初起。由于以上所写的景物分别诉诸于视觉（绿槐、高柳）、听觉（咽新蝉）和触觉（熏风），使初夏的到来具有一种立体感，鲜明而真切。
“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进入室内描写。碧纱窗下的香炉中升腾著沉香（即水沉）的袅袅轻烟。碧纱白烟相衬，不仅具有形象之美，且有异香可闻，显得幽静闲雅。这时传来棋子著枰的响声，把正在午睡的女主人公惊醒。苏轼有《观棋》四言诗，其序云：“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诗句有云：“不闻人声，时闻落子。”这首词和这首诗一样，都是以棋声烘托环境的幽静。而棋声能“惊”她的昼眠，读者可以想象，在这么静的环境中，她大概已经睡足，所以丁丁的落子声便会把她惊醒。醒来不觉得余倦未消，心中没有不快，可见首夏清和天气之宜人。
下片写这个少女梦醒来以后，尽情地领略和享受初夏时节的自然风光。
歇拍二句，写弄水叶面，琼珠碎而复圆，更觉清新可爱。“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又是另一番园池夏景。小荷初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去，轻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色本鲜红，经雨一洗，更是红得像火焰。这生机，这秀色，大概使这位少女陶醉了，于是出现了又一个生动的场面：“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这位女主人公索性采摘荷叶后到清池边玩水。水花散溅到荷叶上，像珍珠那样圆润晶亮。可以想见，此时此刻这位少女的心情也恰如这飞珠溅玉的水花一样，喜悦，兴奋，不能自持。
在苏轼之前，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孤闷、疏慵、倦怠、种种弱质愁情，可是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贪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已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与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一种和谐的情调。苏轼的此种词作，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
描写是这首词的主要表现方法。它注重景物的描写、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上片由绿槐、高柳、鸣蝉、南风等景物描写与碧纱窗、香烟、棋声等环境描写，以及午梦初醒的人物描写共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初夏闺情图。下片又以微雨、小荷、榴花等景物描写与洗弄清泉的人物描写结合，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图，女主人公的形象卓立其间。同时他还注意了动态描写，且不说“棋声惊昼眠”、“玉盆纤手弄清泉”的人物活动，就是景物也呈现出某种动感。小荷为微雨而翻动，可以想见它的迎风摇曳之姿。榴花本是静物，但用了一个“燃”字，又使它仿佛动了起来。这些动态描写对活跃气氛，丰富画面无疑起了有益的作用。
此词景中含情，将众多的景物以情纬之，故散而不乱，给人以整体感。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并在其中寄寓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闺情词中疏慵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中活泼健康的少女形象，与初夏时节富有生气的景物、环境，构成了一种和谐、清丽、灵动的情调，令人流连忘返。
前十八句为第一段（“三年夏六月”至“币厚辞益卑”）。诗中写了高宗遣使通金的原因——思念“北狩”之二帝，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对此，诗人并未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因为诗人不赞成高宗为尽孝而一味求和的做法。诗人希望的是有人能像窦宪那样，北破单于，刻石纪功；能像桓温那样，收复失地，重见旧地杨柳。然而最高统治者不惜任何代价，一味求和，诗人对此不能不表示出遗憾。
“四岳佥日俞”至“与结天日盟”为第二段。诗人首先对使臣韩肖胄的品德才能予以高度赞扬，勉励其很好地担当出使重任，以大振国威。要让金人像当年匈奴、吐蕃人害怕王商、郭子仪那样，慑服大宋使者。然后，诗人代韩肖胄道出受命誓辞：决心公而忘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对敌人的极度蔑视和勇敢的斗争胆略，去与敌人达成平等的协议。虽是诗人代言，却足见诗人对韩肖胄的无比信赖和所寄托的重望。
“胡公清德人所难”至“壮士懦夫俱感泣”为第三段。诗中表示了诗人对韩、胡二公齐心协力完成使命的期望。希望他们像韩信忠于汉室，荆轲勇于赴难那样，完成出使任务。诗人甚至想像了为二公送行的悲壮场面，从而对韩胡二人表示了崇敬之情。
“闾阎嫠妇亦何知”至结尾，为第四段。诗人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对肩负重任的使者进几句“刍荛之言”：其一，叮嘱二公，一定要提高警惕，小心行事，绝不可麻痹轻敌，定要防患于未然。其二，请求二位使者，多多带回一些中原人民的消息。旧日胜迹而今已如何了？故人坟前已是什么景象？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否还能种桑麻？敌人是否还用重兵镇守着中原城郭？其三，请二位使者记住一个流亡妇人的心愿——“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