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此赋分四段，开头一段写云的变化，第二段写阴云消散后的大旱灾情，第三段大胆地批评了时政的过失，最后一段写作者对上天与田神等的怨怼。全赋用骚体形式，情感激烈，语言生动形象。
此赋开头一段写云的变化，正于言外写出千万人仰天盼望积云时的情景。开篇一句“惟昊天之大旱兮”，开门见山地点题，而“昊天”一词使读者很自然地想到《诗经·小雅·雨无正》中的“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等语。作者借指斥天而对在位者提出批判的思想便已含蓄地表现了出来。开头一段的余下部分则从多个角度展现出阴云密布的奇异形态。其兴起迅猛：风云涌起，四方弥漫，如水波激荡，重叠突起，翻腾并兴；其形态诡观：阴云经天，高崇隆起，时聚时散，既像猛虎惊吓而奔走，又似飞龙恐骇而腾跃。这里既用“隆崇”和“崔巍”这些静态的山势形容，又以“虎惊”和“龙骇”的动态比喻，形象地再现了旱云密布的奇异景象。其雷电交加，更是动人心魄。这里的风云描写，正是久旱不雨的人们翘首盼望的布雨阴云，然而它带来的却是“诚若雨而不坠”的失望。
接着第二段突现了阴云消散后的大旱灾情。当阴云“争离而并逝”时，烈日当空，酷暑高温，砂石被烤，河流枯竭，旱风含热，禾苗枯死。面对“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的灾情，农夫心急如焚，无可奈何，垂衣拱手，弃锄流泪。这些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农夫的深切同情。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贾谊没有停留在描写现状、同情民难的这一步，而是透过现象更进一层地揭示了灾难的背后，还有社会政治的原因。
赋文第三段大胆地批评了时政的过失。“窃讬咎于在位”，直指统治者的罪过；“政治失中而违节”，直批朝政的过错。最后一段以“怨天”结尾，既含蓄又明确，耐人寻味。
全赋用骚体形式，情感激烈，语言生动形象，通过抒情与叙述的有机结合描写了大旱之时天上云团和人的心情，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批评。
诗一开始就对郑所南所画的兰抒发自己的感受。但这种感受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把郑所南所画的兰加以改造后而抒发的。郑所南画的是不着土地的兰花。而作者想象这画中的兰花，在肃杀的秋风里已变成了茅草。这里作者用了屈原《离骚》中“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诗意，以此手法，表明宋亡之后，不仅国土惨遭蒙古族统治者的蹂躏，而且许多人有的受到摧残，有的变节，有的抗元复国的意志消磨殆尽。而且是整个“南国”一片凄凉，毫无复国的生气了。这两句写出南宋灭亡之后，在蒙古族残酷统治下，抗元复国的斗争已逐渐消沉的情状。
后面两句转而赞扬郑所南。说只有郑所南忠于南宋之心依然坚定不移，他用自己的泪水和着墨水画兰，以绘画的方式写出又一部《离骚》。从而表现了郑所南坚贞的民族节操和坚定的爱国信念。作者赞扬郑所南，实际也表达了自己绝不屈服于任何暴力的民族气节。
全诗用反衬手法。前两句用比的手法表现在蒙元残酷统治下人们抗元复国斗争日益消沉的景象，后两句写郑所南坚贞之节依然不变，以前面两句反衬后面两句，见出所南坚贞之志和爱国精神的可贵。正如孔子所说的：“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