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十一年（1672），宋琬“投牒自讼，冤始尽白”，冤情得以昭雪，年近花甲的宋琬再次被清廷起用，授与四川按察使。本诗即写于赴任途中。
“睡起无聊倚舵楼，瞿塘西望路悠悠。”前两句直抒胸臆，“无聊”直接点明此时的心情，“倚舵楼”是他此时精神无所寄托的真实写照。舟行瞿塘峡，风大浪猛，水流湍急，诗人被阻停留于此，百无聊赖的以昏睡来消磨时光，睡醒之后更加无聊，于是倚靠在舵楼上眺望：瞿塘峡山势险要，壁立如削；波涛汹涌，奔腾呼啸，令人惊心动魄；遥遥西望，漫漫长路，不知何处是尽头！诗人一语双关表面写瞿塘峡的险要景观，实际是指自己的仕宦之路的险恶漫长：自己无故被人诬告下狱，而今再次踏上仕途，诗人不禁一阵惊惧惶恐。
“长江巨浪征人泪，一夜西风共白头。” 这两句运用了比喻、夸张、拟人的修辞手法。第三句以巨浪比喻征人泪，同时妙用夸张；第四句以浪花比喻白发，把长江拟人化，手法新奇！
诗人远离家乡，想到家中的妻儿，不禁潸然泪下，泪水滴落江中，化作滚滚的滔天巨浪咆哮着、怒吼着似乎发泄着心中的怨愤。一夜西风，流更急，浪更大，仿佛长江也被风浪所阻。江水翻腾，浪花雪白；诗人伫立风中，白发飘飘，触景伤情，心有戚戚：故园之思，羁旅之愁，仕途之苦......，种种复杂的情感“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诗人的身心与长江融为一体，我即江水，江水即我，诗人的愁苦也融入了江中，朵朵浪花不正是满江的白发吗!
本诗用语奇丽，比喻清新，委婉含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路悠悠、征人泪、巨浪、西风、白头这些意象渲染了凄清悲凉的气氛，抒发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之情，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在高压统治之下惊惧惶恐、愤懑悲凉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通过对早秋自然环境的描写，表现了诗人羁旅他乡，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以及渴望归乡的急切心情。这首诗设喻新奇巧妙，结构严整，感情真挚，格调高远。
首联“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众芳歇”中“芳”指花，就是说很多的花儿已经凋落了。在自然界中，花草之类，逢春而荣，遇秋而衰，这是自然规律。“大火”指星名，二十八星宿之一，也就是“心宿星”，居于正南，“流”指向下行，这里点出了时至七月了。诗歌开头两句借自然景物含蓄地表明了诗歌所描写的季节——早秋。从律诗的结构来说，这一联是起。
接着进入颔联，承接首联的“早秋”。“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 “威”就是威力、威风，在此指秋霜很浓。“出塞”、“渡河”是地域位置。“塞”指边塞。“河”指黄河。这两句直接描写了太原早秋的自然气候。特别要注意的是诗人为了更好地表现太原自然地理条件的特点，除了用词语描写外，诗人还运用了镶嵌的修辞手法，也就是在两句末镶嵌了“早”、“秋”两字，巧妙点题。
所谓镶嵌的修辞手法，谭永祥教授在《汉语修辞美学》中说过：“将特定的字、词镶嵌在特定的文句中，以便收到多种表达效果，这种修辞手法叫‘镶嵌’。”同时又说：“将特定的字、词置于句首或句尾者叫‘镶’，置于句中者叫‘嵌’。”这种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不但具有突出和强调意义的作用，而且在是文章增强趣味性和视觉的感染性。在这首诗歌中，标题中“早秋”在诗句中得到形式和内容上的照应，而且把两句通过“早”和“秋”联系起来，不但强调了诗人所描绘的“早秋”景色特点，而且在形式上得到相照应，形成对偶，使之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进入颈联，这一联转写作者自己。“梦”指作者的归乡之梦，“边城”指太原。对于一个远行在外作客他乡的游子来说，一到夜晚“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思归之情悠然而生，但是这个愿望不能马上实现，只能绕着边城的月亮来旋转。“故国”指故乡。虽然归家的愿望不能立即实现，但是却归心似箭，诗人的那颗心早已飞回了故乡的家园。
尾联是合。“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悠悠”就是本是忧郁的意思，但也有情悠悠，思悠悠之意。同时，联系上一句“思归若汾水”来看，“悠悠”也有绵延不断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我思念归家之情时时刻刻萦绕心头，就如同汾河水一样，没有一天断绝过啊。以水喻情，这是古代诗歌中常用的方法，也是“流水”这一意象所蕴含的意义之一。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张说的“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李白的“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在这首诗里，诗人为了强调自己的“思归”之情的深远，也通过日夜不停的汾河水不停流淌为喻，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了自己日夜思归的情怀。
在艺术手法上，这首诗注重了文题相映，特别是在颔联运用镶嵌的修辞手法，在两句的末尾分别用了“早”、“秋”两个字，匠心独运地点题并照应诗题。其次，后两句运用了明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把抽象的思归之情形象化，以水喻情，连绵不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思归不断的情怀。
这是一首诗意淡远的七言绝句，以问答形式并暗用典故抒发了作者隐居生活的自在天然的情趣，也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前句起得突兀，后句接得迷离。这首诗的诗题一作《山中答俗人》，那么“问”的主语即所谓“俗人”。诗以提问的形式领起，突出题旨，以唤起读者的注意。当人们正要倾听答案时，诗人笔锋却故意一晃，“笑而不答”。
“笑”字值得玩味，它不仅表现出诗人喜悦而矜持的神态，造成了轻松愉快的气氛；而且这“笑而不答”，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造成悬念，以诱发读者思索的兴味。“心自闲”三个字，既是山居心境的写照，更表明这“何意栖碧山”的问题，对于诗人来说，既不觉得新鲜，也不感到困惑，只不过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罢了。第二句接得迷离，妙在不答，使诗增添了变幻曲折，有摇曳生姿、引人入胜的魅力。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写“碧山”之景，其实也就是“何意栖碧山”的答案。这种“不答”而答、似断实连的结构，加深了诗的韵味。诗虽写花随溪水，窅然远逝的景色，却无一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衰飒情调，而是把它当作令人神往的美来渲染、来赞叹。因为上面写的“笑而不答”的神态，以及末句的议论都流露出这种感情。“山花如绣颊”（李白《夜下征虏亭》）固然是美的，桃花随流水也是美的，它们都是依照自然的法则，在荣盛和消逝之中显示出不同的美，这不同的美却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天然”二字。这种美学观点反映了诗人酷爱自由、天真开朗的性格。
“碧山”之中这种没有名利，又不冷落荒凉的环境，充满着天然、宁静之美的“天地”，不是“人间”所能比。而“人间”究竟怎样，诗人没有明说。只要读者了解当时黑暗的现实和李白的不幸遭遇，诗人“栖碧山”、爱“碧山”便不难理解了。这“别有天地非人间”，隐含了诗人心中许许多多的伤和恨。所以，这首诗并不完全是抒写李白超脱现实的闲适心情。诗中用一“闲”字，就是要暗示出“碧山”之“美”，并以此与“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诗在风格上有一种“寓庄于谐”的味道，不过这并非“超脱”。愤世嫉俗与乐观浪漫往往能奇妙地统一在他的作品之中，体现出矛盾的对立统一。
全诗虽然只有四句二十八字，但是有问、有答，有叙述、有描绘、有议论，其间转接轻灵，活泼流利。诗境似近而实远，诗情似淡而实浓。用笔有虚有实，实处的描写形象可感，虚处的用笔一触即止，虚实对比，蕴意幽邃。诗押平声韵，采用不拘格律的古绝形式，显得质朴自然，悠然舒缓，有助于传达出诗的情韵。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汉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汉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汉，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