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三次剃度为僧,又三次还俗。尤其是第三次出家后不到一年,又匆匆还俗,甚至连僧衣僧鞋都来不及更换,又以一个和尚的身份与诗人的气质回到尘俗之中。作为对社会改良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他时而激昂,西装革履,慷慨陈辞,为革命而振臂高呼;时而颓唐,身披僧衣,逃身禅坛,在青灯黄卷中寻找精神的安慰。这两首《本事诗》充分表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才情和内心矛盾。
柳无忌曾指出苏曼殊的《本事诗》十首都是他为其所钟爱的日本歌伎百助枫子所写,但苏曼殊的身世特别,又投身佛门,自知生死无常,不能给百助以家庭的安顿和幸福的保障,故始终未能与百助结婚。此处所选的第一首诗就道出他内心的这种矛盾。 “乌舍凌波肌似雪”是以印度传说中的神女乌舍来比喻百助,说她步履轻盈如凌波仙子,其肌肤又如雪似玉;“亲持红叶索题诗”是指百助对他诗才的爱戴和一片深情,此处用“红叶题诗”的典故也暗示了百助有向他求婚的经历。然而,诗人已经出家为僧了,心中苦衷不能尽道,虽然钟情百助,也只好对这美妙动人的少女加以婉拒了。诗的最后两句正透露出诗人的矛盾:泪本是有情之物,诗人偏把泪说成是无情;相逢是爱的开始,但却留下了恨的遗憾。诗人模仿唐人诗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未嫁”为“未剃”,一方面说明他内心深处真爱百助,另一方面又蕴含了无限的无奈与哀婉。
第二首诗则寄寓了诗人的凄凉身世以及对前程充满彷徨迷惘的孤独感。“春雨楼头尺八箫”首先创造了一种凄婉迷茫的雨中境界:迷蒙细雨中诗人倚靠在日本民居的小楼上,正听着百助用尺八箫吹奏着《春雨》曲,竟引出诗人无尽的乡思。“春雨”既指现实中的春景又指箫声所吹曲名,一语双关。“何时归看浙江潮?”既指箫声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亦可指他挂念着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潮。“芒鞋破钵无人识”则点出诗人自身的僧家身份,又暗含有诗人的凄楚身世。“踏过樱花第几桥!”则道出了生命的伤感和人生似梦的感谓。日本的樱花绚丽而短暂,诗人在漫天的樱花飘洒中孤独前行,亦是一断鸿飘零,不知归往何处。苏曼殊以一种梦幻般的诗境表达了他于乡愁的惆怅和对生命的理解。
上述二诗,极其典型地体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情僧”和云游“诗僧”的形象。读此二诗,这位才情横溢、浪漫奇幻、集亢奋与忧郁于一身的青年俊秀就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只可惜天不假俊杰以时间,苏曼殊只在人间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中辞世,他以绚烂的生命浇灌出中国近现代文坛的一朵奇葩。
《孔子世家赞》开篇借用《诗经·车舝》里的两句诗,云: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行走。自己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心中对它却充满向往。——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太史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使人想起颜回、子贡等人对孔子的看法。颜回曾经感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贡则说:其他贤人仅如丘岭,而孔子则如日、月,世人无法逾越。夫子仿佛数仞宫墙,不得其门而入,则无以发现其内部的富丽和华美。非深知孔子,不能有此种决断。
赞语又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对于司马迁来说,读孔子书即如面对孔子本人。读其谈坟羊、楛矢,可以见其渊博;读其意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见其风雅;读其“以不义之富且贵为天边之浮云”,可以见其闲淡;读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可以见其整饬赞语用一个“读”字、一个“想”字,传达出作者对孔子人格的深深憧憬。“读”乃是投入地读,“想”乃是深情地想。尽管从时间上说,司马迁与孔子相差几百年,但从精神上说,司马迁与孔子之间却似乎没有丝毫间隔。司马迁尝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自孔子卒,至今又五百岁矣。司马迁似乎认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创作《史记》五十余万言,其本意正在于继承孔子之《春秋》赞语接下来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仲尼虽逝,然其遗物依然,其遗教犹在司马迁面对这一切,恍若重逢故人,不忍离去。一“低回留之”,一“不能去云”,写出了作者眷眷的深情。
然而,生死是最最真实的问题,人鬼殊途是最最真实的分离。孔子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早已成为司马迁深志不忘的绝响司马迁意识到:恰恰是一个人在后世影响的大小,增损着其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下君王、贤人众矣,他们生前的荣耀与其自身的生命一起完结;孔子身为平民百姓,可其思想学说在后世却一直广为流传,从天子王侯到其他所有研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给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即孔子“可谓至圣矣”。
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前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作者自身的比照,主要从作者自身的感情落笔,因此显得亲切;后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天子、王侯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的比照,主要从孔子的历史影响着墨,因此显得得体。二者相互映衬,而各有韵味。另外,赞语第一层主要是描写,第二层主要是叙事,第三层主要是议论。但描写含情,叙事含情,议论亦含情。读之,觉字里行间,深情无限。
这是一首伤春怀远之作。
上片主要是写主人公伤春怀人的悲愁和由此引发的纷乱心绪。开篇三句写闺妇触目所见之景,以景起情:晚春的和风轻轻地吹动着帘幕,燕子双双在檐廊的巢上啾啾话语。如此的良辰美景,愈加勾起了对远方恋人的深切怀念,以至主人公借酒浇愁。然而,愁而饮,饮而醉,碎而睡,一觉醒来,只见庭院的柳絮随风舞。“双语燕”在手法上用的是反衬,即以乐景写哀情,以成对燕儿的亲切话语,对照闺妇块然独处的孤独和凄冷。一个“醉”字,展示了主人公忧愁之深。两句合起来,写出了主人公所处的季节(晚春)、时间(午后)、地点(闺房)和眼前的景物(燕、柳),描绘出一幅暮春时节的风物图画,明里写景,暗里抒情,写物亦人。“心事”一句,明点出闺妇的心态。整整一个春天,在孤单、愁寂中度过,心里想的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犹未见”与柳絮的“飞撩乱”相呼应,用的是陪衬,即以哀景写哀情,沸沸扬扬的柳絮在风中飘飞与闺妇思念情人的纷乱心绪是极相吻合的。“余花”句,进一步点染了暮春时节的浓重氛围。长满青苔的庭院,连晚开的花儿都凋落殆尽了。然而,花落人不在,燕语人不归,春老红残,香消色减,青春飞逝,衬托出主人公的悲伤。整个上片,以景语为主,景语与情语互见,物象与心绪交融,反衬与陪衬杂用。特别是最后一句,写得情味隽永,深曲委婉,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
下片通过对景的拓展来达到对情的深化,进一步从视野的被阻隔来表现相思之无极。“过片”三句,写闺妇为相思所折磨,禁不住登楼望远,以从“天际识归舟”中求得一丝半缕精神上的安慰。可是,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如烟的春雨和布满浓云的灰黯的天空,眼前的一切都被严严实实地遮盖了,什么也看不见。“百尺”句,勾勒出闺妇倚楼怅望的痴情形象,朱楼而“百尺”,状楼之高,望之远。“闲倚遍”,言登楼之频繁,盼归之殷切,怀人之情深,惆怅之浓重。“薄雨”句,再次点明季节的特征。“抵死”句,说视线被阻,世事多艰,难如人意。主人公不能“望尽天涯路”,而是“抵死遮人面”,望而不能,盼而难求,足见“天地终无情”,其愁苦之深可想而知。由于主人公盼归不能,音信又断,所以就只能是“消息未知归早晚”,游人什么时候回来,无处得知。末句“斜阳只送平波远”,写得极为疏淡、含蓄,具有丰富的表现层次:一说闺妇登楼倚望从薄雨之日到斜阳之时,景观的变换暗示盼归持久;二说游子取水路而归;三说闺妇等待心爱之人而每每落空,终究失望;四说闺妇盼归的离情愁绪如悠悠江水,“无穷无尽”、“欲断更流”。
本词全篇写得语浅情深,词约意浓,反映了封建社会痴情男女悲欢聚散的人生苦难。全词通过暮春景象的描写,表现了闺妇对游子的殷殷思念之情和盼归不能的惆怅、幽怨的心绪。通篇写得淡雅、含蓄、和婉,体现了晏词的一贯风格。
这诗表面浓墨重彩的描写了春天桃红李白争奇斗艳的热闹景象,实际却是借桃李花抒怀,认为它的成名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刻意争取得来的,表达出作者淡薄,不刻意追逐名利的情怀。这首诗诗句对偶工整,运用了借物抒情的艺术手法,情感表达浓而沉囿不发,引人深思。
第一句说桃,第二句说李,三四合承,点出题面:谓夭桃秾李应春天气候而开,桃李无言,因赏悦者多,所以在其周围踩成小路。五句说桃,六句说李,第七句总括上文,第八句暗启下句,转入抒情,谓桃花如吐霞,李花如翻雪,各竞其妙;得意时迎风摇曳,泣露是因为多情,隐喻诗人自己的多才而多感。九、十两句以花开时的芬芳,对比花落时的寂默,以逼出末联。“徒自许”,与“谁与论”,表面写桃李曾在上林苑风光一时,如今被寂寞地委弃园,自诩色泽美艳无匹,其幽香却无人知论的境况;实际却是写人,隐喻自己曾赴京应试,进士及第,如今罢职隐居,寂寞衰颓的情形。即使自许才高,却无人赏识。
诗中桃李的形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以桃李名义的反问意蕴深长,虽然桃李的芬芳拔萃于上林苑中,但最终的命运却是在寂寞中默默枯萎,桃红李白的美丽也只是自我期许罢了,无人关注欣赏。作者一份怀才不遇的牢愁跃然纸上。类似此诗末联那样的感情,为李商隐所独有,也为李商隐所长有。其诗作的唯美倾向体现在诗歌意境中,表现出含蓄美与朦胧美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