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平缓的语气叙述起,“今年游寓独游秦”,扣住题目的“京中”简洁地交代了宦游的时间、地点,勾勒出了整首诗的背景。宦游对诗人来说本为平常事,而今年所不同的是“独游秦”。“独游秦”三字,将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寥情怀表现得既充沛又含蓄。
这平静的叙述中寓有潮涌般的思绪。次句紧承前句的“独游秦”,顺流直下冲决了感情的闸门:“愁思看春不当春”,诗人直呼“这春天的景色多么美好,我却因为乡愁无心赏玩!”长安古都风物形胜,又置冬去春来,节序的推移,自然容易引起异乡人感昔怀今触动愁思。这联诗十四个字,生动地塑造出一个“相思不独欢,伫立空为叹”的诗人自我形象。由于诗中错落有致地巧用重字,“游寓独游秦”,“看春不当春”,使气韵回环,节奏和谐,声情摇曳生姿。
“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颔联描绘长安景色,上林苑里鲜花盛开却无人欣赏,细柳营前,柳枝新绿却无人看顾。花木随着季节开花结果,是自然规律,本无所谓“徒发”或“漫新”,然而诗句中却以“徒”和“漫”,赋予景物以人性。正应了清人吴乔所说:“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绘景是为写情,这联是首联诗中“愁思看春不当春”的具体化描述,形象地表现诗人睹物感怀的惆怅心绪。
“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颈联描绘的是诗人想象中洛阳友人赏春欢宴的情景。他们在南桥群游兴尽而归,又在西第集宴豪饮。这欢畅的场面,正与自己“独游秦”形成鲜明的对照。诗人运用这一虚笔来反衬自己的孤寂,突出对友人怀念的深沉和思归之切。由于其中化用了陈遵的典故,不仅表现了友人英侠豪爽的性格,而且使诗歌具有豪放的气势。“公子南桥”句,虽没直接写景,然而景已自在其中,春游者风度翩翩,潇洒自得的神志跃然纸上。诗写至此,似乎已完题中“有怀”。但诗人犹觉未够,又引出尾联诗句。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尾联构思新颖,造语清新。语痴而情真。诗人太熟悉洛阳的一切了,他思念洛城的人,也怀念洛城的风日,更留恋洛城的春光美景。这首诗与一般“有怀”诗相比,它扩大了“有怀”的范围。“诗贵出于自心”(《围炉诗话》),这联诗正是独出心裁,“言人之所不能言”。
杜审言这首《春日京中有怀》,结构齐整平密,起承转合极其自然,虚实相生,波澜起伏。其艺术手法对后世很有影响。
这首词描绘了西湖清波门附近的美景。
上片首句“清波门外拥轻衣”,写作者受风的衣裾,膨松松地拥簇着自己往前走,衣服也象减去了许多分量似的。一个“拥”字下得极工炼,与“轻衣”的搭配又极熨贴。一种清风动袂、衣带飘然的风致,就这样被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了。写罢湖上的和风,接着写柳絮。古代杨柳飞絮是暮春的使者。随风飘荡的杨花陪伴着自己走上寺门的归路。“相送飞”三字将一种殷勤护持的情意传达出来了。“西湖”句由景物描写折到时令,笔意一转,带出下文。“水树乱莺啼”五字重涂浓沫,俨然一幅江南春色图画。丘迟《与陈伯之书》所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佳丽景色,并于此五字中见之。特别是这个“乱”字下得很有力量。由此可以想见,一个缁衣白足的诗僧,徜徉湖边山脚的花径上,周围是缤纷的花雨,耳边是纷乱的莺声,组成一幅惬意的游春图景。词的上片,作者将春色之丽写得荡人心魂,美不胜收。
换头一起三句,点出寺宇阒寂、僧寮清幽的场景,而用一“归”字与前片关合,以实现这一场景的转换。曰“闲”,曰“小”,曰“初”,皆涉笔轻灵,雅称其题,仿佛把人带进一个红尘不到的世界。
结拍三句,进一步烘托寺中的环境,补足前意。作者抓住这钟声、篆香和月色,三个有时间特征的景物来加以刻画。结语悠然,有竟体空灵之妙。撞钟击鼓,为佛门旦暮必行的功课。卢纶“孤村树色昏残雨,远寺钟声带夕阳”(《出关言别》),杜牧“夜深月色当禅处,斋后钟声到讲时”(《赠惟真上人》),都是描写晚钟的名句。仲殊即景写来,亦实亦虚,尤有远韵。接着又拈出“篆香才点”与之作偶,更觉笔有余妍。用“篆”定形容回旋上升的烟缕,真是工致入微了。以晚钟之远韵匹篆香之烟痕,是声与色、与大小之对比,又都取景眼前,真如天设地造一般。“月到门时”,本是归时实景,用钟声、篆香之后,便觉充满禅机和妙不可言。
此词为人作者人格、性情的真实流露;词中的物象,是这位诗僧的心灵折光。
五言绝句《南浦别》就是一首描写友情的优美送别诗。诗很短,只有短短二十个字,用白描的书法写出诗人与友人淡淡哀伤而又优美的送别。
“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这两句不仅点出送别的地点和时间,而且以景衬情,渲染出浓厚的离情别绪。“南浦”,是送别之处的代名词,于是一见“南浦”,令人顿生离忧。而送别的时间,又正当“西风袅袅”的秋天。秋风萧瑟,木叶飘零,此情此景,不能不令人倍增离愁。
这里“凄凄”、“袅袅”两个叠字,用得传神。前者形容内心的凄凉、愁苦;后者形容秋景的萧瑟、黯淡。正由于送别时内心“凄凄”,故格外感觉秋风“袅袅”;而那如泣如诉的“袅袅”风声,又更加烘托出离人肝肠寸断的“凄凄”之情,两者相生相衬。而且“凄”、“袅”声调低促,一经重叠,读来格外令人回肠咽气,与离人的心曲合拍。
“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这两句写得更是情意切切,缠绵悱恻。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最后分手,是送别的高潮。分手后,离人虽已登舟而去,但离人频频回过头来,默默而“看”。“看”,本是很平常的动作,但此时此地,离人心中用言语难以表达的千种离愁、万般情思,都从这默默一“看”中表露出来,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从这个“看”字,读者仿佛看到那离人踽踽的身影,愁苦的面容和睫毛间闪动的泪花。离人的每“一看”,自然引起送行人“肠一断”,涌起阵阵酸楚。诗人连用两个“一”,把去留双方的离愁别绪和真挚情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诗人劝慰离人安心的去,不要再回头了。此句粗看似乎平淡,细细咀嚼,却意味深长。诗人并不是真要离人赶快离去,他只是想借此控制一下双方不能自抑的情感,而内心的悲楚恐怕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人类有过无数的送别,在唐诗中送别诗也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能够引起后世千古读者共鸣的送别诗,一定抓住了千古送别中感人的共性细节,用艺术的手法呈现出来。白居易的《南浦别》就是这样的一首优美送别诗。诗歌能够感染人,也正因为用语言见证了人类情感的共通性。 。
这首诗前两句是比:“伯劳”,亦称博劳,又名鵙,是一种健壮的益鸟。“黄姑”是河鼓的转音,即牵牛星。以东来西去的鵙与燕,以隔河相对的牵牛与织女,比喻彼此常常相见却不得相亲相近的情景。
接下来的四句,是作者以诗中男子的立场,即目即事所作的实景描写:"对门居住的是谁家的女儿呀?那张笑脸和乌亮的头发照亮了整个儿闾里。那女儿容光焕发,无论她是站在南窗内还是北牖下,都想象似在那挂一个明亮的小太阳,且连那罗帐和细绫制的绣帘都溢散着脂粉的芳香。那姑娘年仅十五六岁,窈窕无双,面如美玉,堪称绝代佳人。“
诗的最后两句,是由此引起的兴叹:“哎,如此隔街相望下去,一旦那佳丽三春已暮,花从风落,岂不空留下一片可怜!那时她又将随何人而去?”
此诗以“实理实心”描写了一位男子对一位少女的恋慕之情。肝胆剖露,不事浮饰。因而后来唱和者甚广:上起萧衍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下至唐代李暇,仅《乐府诗集》就以同名同题收列了十首之多。然而论起造诣,却无后来居上之感,大多不及萧衍这首朴实大方。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