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岩，一名白石山，在浙江乐清市西三十里。《温州志》云：“山下有白石径，为灵运行田之所。”行田，巡视农田。诗作先笼统而言“灾年民无生”，表明自己“爱深忧在情”。继写灾情实况，引出其理想中的农田水利工程。诗末六句，诗人叙写自己的心愿。该诗体现了诗人既有寻幽探胜，肆意游遨，“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的一面；又有身处灾年，关心黎民，正视现实，注重农业的一面。全诗表达了诗人对贫困人民的同情之情。
诗开篇二句：“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说小郡县的百姓平时本来就够贫寒的了，又逢灾年，更加无法存活了。虽然没有描写饥寒交迫，不堪其苦的种种惨象，但黎民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处境，还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前句说，作为太守唯恐智谋短浅，救济不周（“知”通“智”）；后句说，自己对人民是很爱护的，对民生疾苦的忧虑是常挂在心上的。然而，从谢灵运的“惧”、“忧”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和作为一郡之长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谢灵运也可以算是为元结“导夫先路”的人。
五、六句从“灾年”而来，再现田地荒废的景象。“莓蔷横海外，芜秽积颓龄。”“莓蔷”，一种小草，“横海外”，极言到处纵横蔓生；“芜秽”，荒芜之状，“积颓龄”，自谓衰朽无能使灾情加剧。后一句又带有反躬自责之意，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是十分难得的。
“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在灾害危及小邑之时，太守兼诗人的谢灵运积极筹划战胜灾害的措施。“千顷”以下四句，就是设想中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蓝图。《诗经·小雅·信南山》写定田界、整田土，以简朴取胜，谢诗写“带远堤”、“泻长汀”以壮美见长。“千顷”、“万里”，从大处落墨。将筑堤护田、引水灌田的宏伟景象展现出来，这两句是从小处着眼，一个“合”字、一个“并”字，见得村村落落，沟渠纵横，堤坝满目。这四句虽是想象之词，却也颇令人向往。
诗人相信经过一番努力“经营”，来岁必定丰稔。“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楚宫，语出《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这是称美卫文公的诗。卫为狄所灭，卫遗民东徙渡河，居楚丘。在卫文公的率领下，建城市，营宫室，百姓悦之，国家殷富。荒阙，即荒废，这里指灾年。黎萌，即黎民。谢诗借卫文公的史实，表达了即使荒年也要使百姓生活下去的愿望。郑白渠，指郑国渠和白渠。郑国渠，战国时韩人郑国说秦所开。白渠，汉白公所开。均在关中。诗人借郑白渠造福于民的史实，旨在期望兴修水利将带来农业的丰收，达到繁荣富盛的西汉的水平。最后两句：“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天鉴，古人把天看作有意志的神，监视人间。
此诗语言质朴，不尚藻饰，虽有用典，但不堆垛，与灵运句句对仗、处处用典、流于晦涩的另一类诗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全诗运之以真情实感、无矫揉造作之嫌，在谢集中当属不多见的佳作。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
这是一首赞美春天的诗，安排合理，描写细腻，充满情趣。
首联叙述诗人迫不及待亟欲回归人自然和回归后的形象：“下山阁”、“携酒对河梁”。额联具体写诗人见到的美景，写河水、花香，这是静态描写。颈联写动态景物，写莺水燕舞，有声有态。两联动静结合，抓住春天景物欣欣向荣的特点，写出它们的勃勃生机，流露出诗人喜悦轻松的心情。如同谢朓诗句“香风蕊上发，好鸟叶间鸣”（《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一样清新优美。尾联抒发诗人的陶醉之情，与首联呼应。
诗人尤其擅长调用多种感觉从多方面描写春天的景物。额联从视觉、嗅觉两个角度写春水、花香，颇似宋代王安石诗中的意境“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挠各占春”（《北陂杏花》）。但“长镜”、“断香”充分展示出春水和花香的特点，比王安石的诗句写得更细腻传种，角度更新颖。颈联从听觉、视觉两个角度写春天的莺水燕舞，恰似杜甫诗句“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生机盎然，其乐融融。
此诗笔致疏朗，色彩明丽，诗人的兴致、感触通过景物表现出来，情趣盎然，淋漓尽致。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