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这首诗中感叹时光如梭,看着春雨里埙落的片片花瓣,心中感悟生命的可贵。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此诗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此诗向友人申述对革命错过良机的愤懑和忧患情绪,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在作者看来,仲春二月是百花盛开的时节,人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节去赏花,但是自己的朋友却没有这样做,以至错过时机。到了如今好花零落,霾雨霏霏,要赏花已经来不及。眼前的革命也是这样,良机错过,要发动就困难了。
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本来作者是做着“春梦”的,满以为趁着百花盛开,群情激昂的机会去进行革命,谁知现在“醒”来,却发现百花凋残,群情低落,雨绵绵,黑暗势力在镇压了。楼前的柳树虽然未败,但在霾雨中也显得朦朦胧胧了。革命的力量遭到黑暗势力的摧残而不断削弱,使作者悲痛欲绝。
该词以“小小寰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而已。这种化大为小的空间压缩,显示了作者在青年时期就有雄伟的气魄和包容日月星辰的寥廓胸怀。地球尚且小,那么几个碰壁的苍蝇就更加渺小了,微不足道。作者将国际上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丑类视作嗜腥逐臭、见缝下蛆的苍蝇,其鄙夷、轻蔑、厌恶、嘲讽之情意溢于言表。将“苍蝇”数量缩小为“几个”,以状其虚张声势、极其孤立的处境。而“碰壁”二字,既喻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又隐喻其必然败亡的命运,可谓一庄一谐,相映成趣。作者似立于天宇苍穹,,俯视尘寰,以沉稳、傲岸、泰然之态度姑且作冷眼观,且看“苍蝇”如何动弹,如何表演,怎么成气候。“嗡嗡叫”三句承“碰壁”而来,以声状神,以听觉形象充实视觉形象,生动地描画出那些“苍蝇”们喧嚣起哄,声嘶力竭,却累遭碰壁,断股折翼,穷途末路,向隅哭泣的无奈之状。
“蚂蚁”两句仍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化用典故,引申发挥,勾勒霸权主义者可鄙、可惜、可厌、可笑的丑态。“蚍蜉”句则化用唐人韩愈诗句,赋予新意,嘲笑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诽谤、中伤、诋毁、讹诈,都如蚍蜉想摇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愚妄可笑,枉费心机。
苍蝇、蚂蚁、蚍蜉们虽也曾猖獗一时,奈何秋风已起,枯叶飘飞。虫豸们气数已尽,末日将临。“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又化用唐诗以渲染霸权主义者们萧条凄凉的处境。而这时,我方声讨他们的响箭正发出呼啸。“飞鸣镝”三字,简括遒劲,声容并茂,比喻我方反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批判文章如响箭般风驰电掣、腾空疾飞、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同时也为词的过片作了有力的铺垫。
换头后六句,承上结“飞鸣镝”的意脉,一气贯通,节奏一反上片的从容舒缓,变得紧凑急促。作者站在历史、时代和宇宙的高度看待这场论战,通过急速变化的时空交互映衬,表现出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一种义无反顾得决断、一种急昂奋进的斗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四个整齐的三字短句,笔力雄悍,似铜板铁琶,促节铿锵;如黄钟大吕,巨声镗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则点明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势在必争,不能坐待历史作出结论,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争取时间,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联正是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
这首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上片多用典故,对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予以嘲讽、揭露和鞭撘,笔调冷峻而不乏诙谐。下片则“高吟肺腑走风雷”,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热情歌颂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格雄浑壮伟。上下片浑然一体,形成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气概之美。
寒食在农历三月初,清明前一二日,此时春已过半。王元鼎的这组《寒食》小令共存四首,此是其中第二首。另外三首主要描述流逝的春光在作者心里引起的丰富、复杂的感受,或惹动莫名的困倦,或撩拨缠绵的情思,或萌发及时作欢的欲念,主观色彩表现得比较浓烈。这一首却不同,作者不直接宣泄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融情于景、含藏不露的抒写手法,把对春天的喜悦之情完全融化在一片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声光画面之中。
在这支小令中,“乳鸦鸣啼”、“雨润堤沙”、“画楼净瓦”、“彩绳半湿”及“红日上窗纱”、“街头卖杏花”等,勾画出寒食时节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喜悦之情。语言清新典雅,虽然多处化用前人诗意名句,却自然流畅,毫无牵强拼凑、陈旧过时的感觉。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