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杏馆是辋川园林中的重要建筑,馆在山之最高处。
诗的首二句写题面。“文杏裁为梁”,从司马相如《长门赋》“饰文杏以为梁”化来。文杏是极其名贵的杏树品种,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当初修建上林苑时,群臣和外地纷纷贡献名果异卉,其中杏树珍品两种,即文杏和蓬莱杏。以后文杏在关中一带逐渐普及。文杏馆的得名,大抵因馆前植有文杏;而诗中却说“文杏裁为梁”,这就如同《楚辞·九歌》中的“桂棹兮兰枻”,意在夸饰馆的高雅。“香茅结为宇”,意谓用香茅结屋檐。香茅是一种有香味的茅草,又名茅菁或琼茅,生长于湖南和江淮之间。文杏馆的茅草也大有讲究,有香味,自非普通的低矮茅舍可比。立馆而不求华丽,茅庐而以馆名,这就使“文杏馆既区别于权贵势要们的亭榭馆阁,也区别于老杜浣花溪畔的经不起八月秋风的茅屋,它是高人王右丞啸傲流连之所,体现了主人的性格特征。
三、四句写其地之高。“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栋里有云,这是山居习见景象。而云自栋间出而降雨,人犹不知,则所居在山之绝顶可知。登过华山、泰山这样高山的人都可能有身出云表的体验:头顶是红日,脚下是云海,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此时尘虑顿消,心境格外舒坦。当诗人置身文杏馆,注视着奄冉四泻的流云,并遥想它“去作人间雨”的情景,他的心境将不再“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而很可能变得平静而闲适。称山下为“人间”,诗人俨然以世外人自命。这样刻画文杏馆处境之高,迥出常情之外,动人遐想。
这是一首用意精微委婉的讽刺诗。松树凌霜傲雪,苍翠葱郁,本是卖松人所爱,为此他才在寒涧采撷松枝,诚心诚意拿到长安街头,希望“卖与翠楼人”,换回几个小钱。岂不知长安富贵人家重的是稂桃艳李、趋时媚俗之花,对于这种少春的瘦叶是看不上眼的,所以卖松人转遍了长安六街,一无所获,空在松枝上落上一层灰尘。诗人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实时,寄寓了对卖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这首诗深层次的含义,是通过卖松人的遭遇,讽喻昏聩腐败的当权者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仕途不称意,淡泊荣名利禄,也是以此诗自寓。
本来,松树是耐寒的树木,生长在深山大谷之中,葱郁轮囷,气势凌云。人们称赞它有崇高的品德,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卖松人为了求利,才把它送到长安,希望“卖与翠楼人”。这些富贵人家看惯了宠柳娇花,对松树的“瘦叶”、“淡花”的外表,是不屑一顾的。这样,松树崇高的美学价值在这种场合之中,就不会为人们所认识。翠楼人不爱寒涧树,卖松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的社会需要很不一致。即使松树得售于翠楼人,这时,它失去了原来生长的土壤,就不能托根了。在微婉的词句中,表明松树是大不该被送到长安来寻求买主。
诗人慨叹的是长安只能够欣赏夭艳的桃李,松树的价值当然不被认识;但是卖松人不卖春花,只卖青松,似乎是认识到松树的美的价值了,可惜他不懂得这个社会。无怪乎所得的结果,只能使寒涧青松徒为六街尘染而已。
用意很微婉,松树也只是一个比喻。诗人所讽谕的是:一切像松树似的正直而有才能的人,不用到长安来谋求出路,决不会得到这个朝廷掌权的人的重视,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像桃李一样趋时媚俗的人。这首诗对当时的社会是讽刺,对卖松树人是晓谕,是劝告;而那种不希求荣利的心情,却是诗人的自寓。
这首词的写法是:“紧扣别宴,思前想后”。他把离别的情绪融贯到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前途的想像之中去,不同一般,别有一番风味。
词的上片由别宴写起,进而追忆到过去相聚的时日。一开篇就说船已经挂起帆来了准备离去,久久不能离去,只是一杯杯地饮着好友送别的酒。这就把不得不离去又不忍离去的矛盾心理形象地表现出来。为什么“张帆欲去”?因为“携家作客真无策”、“长乘舴艋竟安归?”(《元日》)词人在战乱之中,携家南奔,屡次寄居,终非长策,但却非走不可。为什么“仍搔首”?因为与义和大光友情诚笃,不忍分别,所以搔首踟蹰。这里词人很自然地追忆起在腊月间相聚的时日,朋友们饮酒赋诗;同时,更盼望着春天的到来,以与友人更好地流连吟咏,然而春天到了,桃花才吐蕊,而自己却要与友人告别了!“匆匆”之中,包含了无限惜别之意。“吟诗”两句,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赞为“好在句中”,就是说其本身即为佳句,不待上下文关照,自然映发,自见妙处。
词的下片仍写别宴。写过了酒,紧接着从歌上落笔。古人送别时唱“骊歌”,如苏轼《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所写“且尽一樽,收泪听《阳关》”宋代州郡长官设宴,有官妓陪侍,歌舞酒声远远飘去,可见宴会的盛大,此“歌声”就是歌妓所唱。“歌声频为行人咽”,临别之际,歌妓也为之动情,几度呜咽不能成声。因此感动了词人:“记著樽前雪”。“雪”为“雪儿”省略,而“雪儿”又是指代歌妓的。雪儿为隋末李密歌姬,善歌舞,能够根据音律填词而歌,称“雪儿歌”,后来泛指歌妓。词人因歌而记着歌者,即记着此别,记着饯别的主人,一语而三得。酒醉人,而歌声也足以醉人。“明朝酒醒大江流”,此笔回旋一转,想到明朝酒醒之后,此身已随舟漂到湘江。此行何去?相距一百二十里的衡州(今衡阳)是第一站。
“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载人而曰“载离恨”,“离恨”而曰“一船”,“一船”而且“满载”,即满载离恨表达了作者不忍惜别的情意,与首句“张帆欲去仍搔首”紧密关连,也同作者《别大光》诗的“滔滔江受风,耿耿客孤发”相补衬。这最后两句,化用苏轼在扬州别秦观的《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词的“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而这里情感更为丰富。运用前人成句时切忌字句意义完全相同,但又不可距原句意思过远。与义此处构句可谓运用前人之后,却自然切合己事,变化处又别出心裁,较之上片之结,艺术上也不相上下。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这是一首咏梅词,不但写出了所咏之物的形象,还写出了所咏之物的品格和精神。上片,作者重在写梅的形态。下片,作者通过写物突出了事物的内涵,也由此寄托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此词写作手法还是以传统的咏物词害似,以物喻志,哀志不张。
词的开端两句“天公应自嫌寥落,随意著幽花”是说,在岁暮天寒之时,所有的草木都只剩下枯枝,整个世界都是一片死气沉沉。上天大概也觉得过于冷清了,所以才让梅花开放来点缀一下这个凄凉的世界。“月中霜里,数枝临水,水底横斜”,连用了李商隐《霜月》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和林逋《山园小梅》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然而,对于梅花自己来说,它在这个世界感到孤独,“萧然四顾”的主语,是梅花也是作者,甚至可以说,也是一切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愿入世尽自己一份责任的孤介之士。“一声鹤唳,殷勤唤起,大地清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鹤是一种清高的禽类,它的鸣声特别嘹亮,即所谓“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死气沉沉的现状,必须有一种震聋发聩的声音来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