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头三句即直接发议论和感慨,说江北跟当日石、温辈所在的洛南一样,不是没有人才。可是时代变了,石、温辈能得到知遇,而税巽甫却遇不到。“不同者时”,语气干脆有力,愤慨之情可见。“赖交情兰臭”四句,转到叙述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实则赞扬对方的品德、志向和才能。意思说,我们两人志同道合,气味相投,都把做官看得象轻云一样淡薄,更何况做官的得失也难以预料呢?“夜观”三句,进一步叙述他们交往的具体情况:两人曾在夜间一同在楼观谈论军事,在春日的郊原上凭吊古人,慷慨激昂地以千秋功业互相推许。这里赞扬税巽甫是位关心国家大事,有志报国的有识之士。也表示他之所以谋求出仕,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报国。他们“论兵”,足以表现对当时宋、金对峙局面的关心,对国势的担心。可是,这种人却不被任用,流露了对当局的不满。结句说税巽甫清贫如洗,行囊里只有诗作。这一方面赞扬税巽甫的高洁,安于贫困。一方面也说明税巽甫的潦倒。
下片开头写得非常别致。作为送别,诗人不是表示挽留,抒发惜别之情,而是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归去来兮”,似乎在催促对方归去,还带点庆贺的意味。这不仅仅指税巽甫,还包括诗人自己在内,是承上片“宦情云薄”而来。意思是说,你先回去吧,这是我俩的共同愿望。所以下面紧接;我已备置好远行的船,不久也要辞官归去。这句补充上面的意思,也是过渡。“正姑苏”四句,描绘想象中家乡的美好情景:现在正是吴中米贱酒甘,吴松江上莼菜鲜嫩,鲈鱼肥美的时候。这里用晋张翰的典故。词人与张翰同为吴地人,但归去的目的不同。张翰是“贵得适意”,而词人却以表面豁达的话语,表现内心的不满与愤慨,也是对友人的安慰。言外之意是说,像税巽甫这样有才能、品德高尚的人不被任用,可见当政者的腐败无能。这样的政府没有可以作为的。不如退隐吧。“我住”三句,进一步设想归去后,两人交往的融洽情景;我的住处和你一水相连,不妨经常趁着月色乘船造访。这里不写其他交往情况,而只写月夜乘船。一来是本地风光,显示了江南水乡的特点,二来是以月色、水光为背景,表现两人退隐后的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和高洁的友谊。最后又归结到送别,紧承前面的意思,提出:既然不久即将相会,那么,在长亭折柳送别时,又何必依依不舍呢?
这是一首类似“壮行色”的送别词,特点是不伤别,反而鼓励归去而诗人的矛盾表现在:一方面为友谋官不得而歉疚,另一方面又安慰对方不当官也罢,我马上也回去了。在平淡的措辞中,隐含着对现实的极度愤懑情绪。
这首诗颂扬张浚指挥有方,号令畅达,致使宋军的声威震撼天下、包括北方原境内外的各个角落。这首诗不是一般的赠送酬答之作,而是一首雄伟嘹亮的进行曲,一首爱国主义的佳作。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号令是北伐出师的号令,天声是大宋天朝的声音,这声音,北方遗民父老盼了好久好久,范成大《州桥》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有了这样的基础,北伐号令一出,即如飓风雷霆迅速传播,很快震动了最北边的角落。用这种天风海雨之势超笔,充分衬出民心士气的雄壮和誓复故土的决心,使全诗充溢着高昂亢奋的情调。
“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预言战事,充满必胜信心;“长驱”、“直捣”,势如破竹;“河洛”、“燕幽”,渡黄河是恢复宋朝旧疆,向燕幽则还要恢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这乃是大宋自太祖、太宗而下历代梦寐以求、念念不忘的天朝基业!
“马蹀阏氏血,旗袅可汗头”,用马蹄践踏阏氏的血肉,把可汗的人头割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阏氏”、“可汗”这里指金朝侵略者。这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践踏之的痛愤,不正是《满江红》词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另一种说法。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想象凯旋的情景,其发自内心的喜悦,也正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似,表达了岳飞长期的夙愿,也是他和张浚的共同理想。
全诗气势高昂,声调铿锵,充满着浓厚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豪迈雄壮的英雄主义气概。
首联“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写启程。“天官”,即天上的星官。古人认为,天上的星星与人间的官员一样,有大有小,因此称天官。“将星”,《隋书·天文志》说,天上有十二个天将军星,主兵象;中央的大星是天的大将,外边的小星是吏士;大将星摇晃是战争的预兆,大将星出而小星不同出,是出兵的预兆。首句介绍赵都督动身,以天上的将星喻指赵的出发。这一巧妙的联想、比喻,同时还拓展了诗作开阔的空间,令人想到赵都督或许就是在这样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出发的。第二句既交代了出征时节是柳条发青的春天,又以“柳”字暗点折柳送别的特定场景,惜别之情,深蕴其中。
颔联“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描写军队行进中的气势。刁斗,军中用具,白天用来烧饭,夜间用于打更报警,把它写进诗中,富于实感地表现了军营的生活情景。中间又以一个“鸣”字突出听觉,使人如闻一路军声震天,外加“万里”二字修饰,更显得声势浩大,军威显赫。“万里”句由物见人,借助听觉渲染出征的气势,“三军”句则正面写人,诗人仿佛亲眼目睹这位将军率领三军正浩浩荡荡奔赴边陲。“井陉”,即井陉口,又名井陉关,唐时要塞,在今河北井陉县境内。一个“出”字,点出了此次进军的方位路线,与首句的“动将星”前后呼应。
以上两联,从启程写到行军,重在勾划赵都督英勇赴边的非凡气势;后两联表现赵都督的内心世界以及他戍边卫国的耿耿忠心。颈联“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正面写他立功报国的思想。“凤阙”,汉代宫阙名,在建章宫东,因为其上有铜凤凰而得名,此处借汉说唐,用以泛指宫廷。“龙庭”,原指匈奴单于祭天的地方。“取龙庭”,借指誓歼敌虏。这两句互文见义,意思是无论“辞凤阙”或“取龙庭”,都下定“忘身”、“报国”的决心。“辞凤阙”在出征之前,“取龙庭”是在鏖战之后,可见决心始终如一。
尾联“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以议论结束全诗。上一联作正面抒情,这一联从反面议论,加以强调。“岂学”表示不应该学、不想学乃至决不学的意思。书生皓首穷经,不能为世所用,难免会有许多牢骚不平甚至生出弃文就武的想法。王维也有希望建功立业而又壮志难酬的隐衷,因此借题发挥,作为对于赵都督的赞扬之词说了出来。
这首送别诗,写得意气风发、格调昂扬,不作凄楚之音,表现了青年王维希望有所作为,济世报国的思想。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好朋友邀请赴宴,自己不想去,这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要借故推辞,很难措词。姜夔这首诗却推辞得很得体,既道出了不想去的原因,又说得不俗,耐人寻味。
诗首句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一天天衰老,对世间的事渐渐淡漠,提不起兴致,因此懒得出门,没有心情听到宴饮中的嘈杂的管弦,也更无心应酬。这句是实写,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不堪,引起对方的同情,但作为不去赴席的理由,仍嫌不足,于是第二句再加以补足,请出万能挡箭牌,以身体不好,不适宜饮酒为托词,谢绝邀请。这样拒绝,既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又等于告诉对方,自己的现状,去了后反而会因了自己一人向隅而使满座不欢,于是主人就不便再勉强了。
三、四句说自己不去,但与前两句直接表示不同,换个角度,说自己愿意留在家中。留在家里的理由也很充分,时逢夏末,碰到了难得碰到的好雨,驱尽了残暑,在这样凉爽的天气里,正好可以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虚堂的幽静,与上面管弦的热闹成对比,走向年老而又在病中的他自然适宜乘凉快在家好好休息;而白天高卧,又带有几分高士的闲适意趣,很切合诗人自己的身份。听了这些,张平甫就更加不会因为诗人不答应赴宴而不快了。
姜夔一生困顿失意,为生计所迫,羁旅天涯。他写这首诗时,生活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的资助,人到中年,彷徨无措,使他倍感寥落。他在《忆王孙》词中自述“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正是他当时生活及心情写照。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辞谢友人的邀请,三、四句甚至带有些豁达,但隐藏在诗后的是很浓重的牢愁,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有些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