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召南·小星》是西周现实主义诗集《诗经》里的一首。为先秦时代的民歌,体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役夫之悲。全诗二章,每章五句,每章的前两句主要是写景,但景中有情;后三句主要是言情,但情中也复叙事,所谓情景交融说的就是这个。
第一章之前两句云:“嚖彼小星,三五在东。”姚际恒所谓:“山川原隰之间,仰头见星,东西历历可指,所谓戴星而行也。”
征人奔走,为赶行程,凌晨上道。忽见小星,三五在天,睡眼惺忪,初亦不知其星何名也。言在东者,东字与公、同趁韵,不必定指东方。第二章云:“嚖彼小星,维参与昴。”征人睡梦才醒,故初见晨星,不知何名。继而察以时日,然后知其为参星与昴星。第一章只言小星,三五在东,不言星名;第二章既说小星,又说乃参乃柳,这就是诗分章次的道理。诗虽写景,而情亦隐见其中。
诗之每章后三句主要言情者,第一章云:“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夙夜”旧释“早夜”,“日未出,夜未尽,曰早夜”。夙夜或早夜都不是两字平列,而是上字形容下字的偏正结构。征人天不明即行,可见其不暇启处,忙于王事。《北山》诗云:“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可见同为“王臣”,同为“职司”,工作并不相等,遭遇并不相同。第二章后三句云:“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改第一章的“夙夜在公”为“抱衾与裯”。又改“同”为“犹”。改“同”为“犹”者换字叶韵。改言“抱衾与裯”者,则由于上章之“夙夜在公”,凌晨上道,弃室家之好,“抛衾与裯”也。“夙夜在公”是“抛衾与裯”之因,“抛衾与裯”是“夙夜在公”之果。文心极细,章序分明。征人之“不已于行”,较之“息偃在床”者,是“寔命不犹”。写役夫之悲,真是词情并茂。
诗中虽写炎热盛夏,却句句显清凉静谧、清幽朦胧的气氛,表现了诗人悠闲旷达,虚怀若谷的心境。
诗的前三句着力在炎热的夏天描绘出一派清幽的世界,以衬托午睡的舒适。
第一句写午睡的场所,“深深”说明别院深幽寂静,因为寂静,而感到了“清”,体现出物我之间的通感,使人直观地感觉到在这里午睡的宜人。
第二句写院外的环境。院内屋中是一味清凉,窗外榴花盛开,透过窗帘,仍能感觉到它艳丽的色彩。可以想象,诗人躺在席子上,榴花映照屋内,颜色柔和,带有催眠的作用。
第三句把上两句所说加以综合,点出中午这个时间,说庭院深深,午时也绿阴遍地,凉意沁人。通过上面三句,午睡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可接手写午睡了,诗却一下跳开,直接写梦醒,用笔灵活。梦醒后宁谧,又通过不时传来断续的莺声来反衬。睡醒后恬静舒适,睡觉时恬静舒适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诗人想表现的“夏意”。
全诗四句,围绕午睡写。前三句是午睡前,末句是午睡后,不直接写午睡,而午睡已包含在其中,用笔活泼跳脱。诗又句句切合夏日,不断利用色彩来表现景物,表达诗人满足的心情,与夏午本应给人的炎热与压抑成鲜明的对比。
诗的表现手法尚有三点可注意:
笔致轻巧空灵:写庭院,落墨在深深别院;写榴花,则施以帷帘;写绿树,从清阴看出;写黄莺,从啼声听得,句句从空际着笔,遂构成与昼寝相应的明丽而缥缈的意境。
结构自然工巧:诗写昼寝,前三句实际上是入睡前的情景,但直至末句才以“梦觉”字挑明,并续写觉后之情景。看似不续,其实前三句清幽朦胧的气氛句句都是铺垫,而“日当午”一语更先埋下昼寝的伏线,待末句挑明,便觉悄然入梦,骤然而醒,风调活泼可喜,避免了质直之病。
风格清而不弱。唐代常建的《题破山寺后院》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形象与此诗一二句相似,但常诗写出世之想,寂灭之感,这首诗洒脱不羁。欧阳修称舜钦“雄豪放肆”((祭苏子美文》),故虽同写清景,却能寓流丽俊爽于清邃幽远之中,清而不弱,逸气流转,于王、孟家数外别树一格。
这首诗自起句至“骨肉十年终眼青”为第一段,写送别。它不转韵,穿插四句七言之外,连用六句九言长句,用排比法一口气倾泻而出;九言长句,音调铿锵,词藻富丽:这在黄庭坚诗中是很少见的“别调”。这种机调和词藻,颇为读者所喜爱,所以此诗传诵较广,用陈衍评黄庭坚《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是“此老最合时宜语”。但此段前面八句,内容比较一般:说要用蒲城的美酒请王纯亮喝,在酒中浮上几片屈原喜欢吞嚼的“秋菊之落英”,酒可用来浇消王郎胸中的不平“磊块”,菊可以像陶渊明所说的,用来控制人世因年龄增而早衰;要用歙州黟县所产的好墨送王,用王维《渭城曲》那样“阳关堕泪”的歌声来饯别,墨好才能让王郎传写“万古文章”的“心印”(古今作家心心相印的妙谛),歌声以表“兄弟”般的“一家”亲戚之情。此外,这个调子,也非作者首创,从远处说来自鲍照《拟行路难》第一首“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等句;从近处说,来自欧阳修的《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嘉》起四句:“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鬂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虽有发展,仍属铺张,不能代表黄庭坚写诗的功力。到了这一段最后两句“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才见黄诗功力,用陈衍评《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就是露出“狂奴故态”。这两句诗,从杜甫诗“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化出,作者还有类似句子,但以用在这里的两句为最好。它突以峭硬矗立之笔,煞住前面诗句的倾泻之势、和谐之调,有如黄河中流的“砥柱”一样有力。从前面写一时的送别,忽转入写彼此长期的关系,急转硬煞,此其一;两句中写了十年之间,彼此奔波千里,到了头发发白,逼近衰老,变化很大,不变的只是亲如“骨肉”和“青眼”相看的感情,内容很广,高度压缩于句内,此其二;词藻仍然俏丽,笔力变为遒劲峭硬,此其三。这种地方,最见黄诗本领。
第二段八句,转押仄韵,承上段结联,赞美王郎,并作临别赠言。“连床夜语”四句,说王郎来探,彼此连床夜话,常谈到鸡声报晓的时候,王郎学问渊博,像“无底”的“书囊”,谈话的资料没完没了;欣喜王郎读书有得,功深如此,别后必然继续猛进,就不用怨恨书信不能常通了。由来会写到深谈,由深谈写到钦佩王郎的学问和对别后的设想,笔调转为顺遂畅适,又一变。“炒沙作縻”四句,承上读书、治学而来,发为议论,以作赠言,突兀遒劲,笔调又再变而与“江山”两句相接应。这四句的意思是:追求写“工巧”的文章,像“炒沙作縻”,无法填饱肚子,像镂刻冰块,不能持久;应该收敛心神,潜心道义,战胜虚华,才能体会出孔子、孟子之道如日月经天。黄庭坚致力于词章,力求“工巧”,但又有文章要为“道”服务的观念,所以认为读书治学,要以身体力行孔、孟之道为主。实际上黄庭坚本身是诗人,不可能真正轻弃词章,这里只是表现他把儒家的修身、济世之道放在第一位而已。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说王郎的弟弟能替他管理家事,妻子能烹制美餐孝敬婆婆,儿子能读诗书,女儿能织丝麻,家中无内顾之忧,可以好好烹茶读书,安居自适。王郎曾经考进士不第,这时又没有做官,闲居家中,所以结尾用这四句话劝慰他。情调趋于闲适,组句仍求精炼,表现了黄诗所追求的“理趣”。
这首诗多数人喜欢它的前半,其实功力见于“江山千里”以下的后半。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入思深,造句奇崛,笔势健,足以药熟滑,山谷之长也。”要体会这种长处,主要在后半。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