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在盛行王、孟和元、白诗风的中唐时期，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贬损。韩愈在这首诗中，热情地赞美李白和杜甫的诗文，表现出高度倾慕之情。在对李、杜诗歌的评价问题上，韩愈要比同时的人高明许多。
此诗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作者对李、杜诗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讥斥“群儿”抵毁前辈是多么无知可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句，已成为对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千古定评了。中间二十二句为第二段。力写对李、杜的钦仰，赞美他们诗歌的高度成就。其中“伊我”十句，作者感叹生于李、杜之后，只好在梦中瞻仰他们的风采。特别是读到李、杜天才横溢的诗篇时，便不禁追想起他们兴酣落笔的情景。“惟此”六句，感慨李、杜生前不遇。天帝要使诗人永不停止歌唱，便故意给予他们升沉不定的命运。
“平生”六句，作者叹惜李、杜的诗文多已散佚。末十二句为第三段。“我愿”八句，写自己努力去追随李、杜。诗人希望能生出两翅，在天地中追寻李、杜诗歌的精神。他最后四句点题。诗人恳切地劝导老朋友张籍不要忙于经营章句，要大力向李、杜学习。
韩愈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流派。叶燮《原诗》说：“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诗人以其雄健的笔力，凌厉的气势，驱使宇宙万象进入诗中，表现了宏阔奇伟的艺术境界。这对纠正大历以来诗坛软熟浅露的诗风，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调张籍》就正像诗界异军突起的一篇宣言，它本身最能体现出韩诗奇崛雄浑的诗风。
诗人笔势波澜壮阔，恣肆纵横，全诗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奔流直下，而其中又曲折盘旋，激溅飞泻，变态万状。如第二段中，极写李、杜创作“施手时”情景，气势宏伟，境界阔大。突然，笔锋急转：“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豪情壮气一变而为感喟苍凉，所谓“勒奔马于嘘吸之间”，非有极大神力者不能臻此。下边第三段“我愿”数句，又再作转折，由李、杜而写及自己，驰骋于碧海苍天之中，诗歌的内涵显得更为深厚。诗人并没有让江河横溢，一往不收，他力束狂澜，迫使汹涌的流水循着河道前泻。此诗在命题立意、结构布局、遣词造句上，处处显示出作者独具的匠心。如诗中三个段落，回环相扣，展转相生。全诗寓纵横变化于规矩方圆之中，非有极深功力者不能臻此。
尤可注意的是，诗中充满了探险入幽的奇思冥想。第一段六句，纯为议论。自第二段始，运笔出神入化，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用大禹凿山导河来形容李、杜下笔为文，这种匪夷所思的奇特的想象，决不是一般诗人所能有的。诗人写自己对李、杜的追慕是那样狂热：“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他长出了如云般的长翮大翼，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探索李、杜艺术的精魂。追求的结果是“百怪入我肠”。此“百怪”可真名不虚说，既有“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有“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下海上天，想象非常神奇。而且诗人之奇思，雄阔壮丽。韩诗曰奇曰雄，通过此诗可见其风格特色。
诗人这种神奇的想象，每借助于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就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诗人这样写那些妄图诋毁李、杜的轻薄后生：“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设喻贴切，形象生新，后世提炼为成语，早已家喻户晓了。诗中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玮奇丽的事物，都被用来设喻，使诗歌磅礴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到充分的表现。
此诗乃“论诗”之作。朱彝尊《批韩诗》中所谓的“别调”，其实应是议论诗中的“正格”，那就是以形象为议论。在此诗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比喻等表现手法，在塑造李白、杜甫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作者其人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诗人对诗歌的一些精到的见解，这正是此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值得珍视的地方。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
这首诗是借写杨花抒发羁旅宦游之愁。诗中写早春杨花初开之时，柳枝万缕千丝，淡黄若有似无，袅娜多姿，娇媚无限；而暮春时节杨花随风飘荡，纷飞离散，零落道旁。诗人由此联想到自己远离家乡，奔波仕途，终日劳累，不知漂泊生涯何时才是尽头，抒发了宦游之苦和乡思旅愁的感慨喟叹。全诗由物起兴，情景交融，巧妙运用比喻、对比等手法，刻画形象角度多变，构思新颖别致，语言含蓄精巧，有唱叹不尽之致。
一、二两句主要写杨花。在刻画杨柳形象上，诗人有其独到之处。“来时万缕弄轻黄”是说杨花初绽时万缕千丝，袅娜多姿，柔黄乍弄，娇媚无限。一个“弄”字，写柳枝随风飘舞，似在顾影自怜的无限风情，它在骀荡春风里袅娜摇曳的形状宛然眼前，刻画出动态。一个“轻”字，尽现杨花初开时的轻柔、娇嫩，给人以清新曼妙的感觉。黄是颜色，轻是重量，颜色本来无法分轻重，这里运用通感手法，把视觉和触觉这两种不同感觉打通，浅淡的颜色会引起轻的感觉，看到黄色淡到若有似无，便产生“轻黄”的感受。画面虽安闲静谧却不乏努力与新生，显示出初绽杨花青春的躁动和勃勃的生机，形神兼备。“去日飞球满路旁”是写杨花的坠落。“满路旁”表明杨花身已败落、不能自主，只能随风飘荡、零落道旁。一个“满”字，强调了已落杨花之多，更显见杨花的凄凉，也表达了诗人对杨花的同情与无奈。看似描写静态，实则包含着过去飞落、现在仍在飞落，数日内还要继续飞落这整个过程的动态。所以是寓动于静、静中有动。诗人选取杨花生命中的起点和终点来写杨花，意在表明杨花自始至终，一生都在繁忙中度过。
最后两句由物及人，从时间上强调诗人飘荡、繁忙之甚，诗歌意旨也渐渐凸显。上文极力铺陈杨花的繁忙，这里则说“我比杨花更飘荡”，可谓欲抑先扬。杨花之忙，只是一春，春后便销声匿迹、安然入眠了。相比之下，诗人远离家乡，奔波仕途，身不由己，一如飘零的杨花；官场风云变幻，终日劳累奔忙却仍飘摇不定，无所傍依；这种日子已进行至此，还要继续下去，不只是“一春”飘荡，而是春春飘荡，甚至是终生飘荡。这两句充分体现出语言的含蓄，诗人不说自己，而说杨花，余味不尽，感慨深长。
用杨花作比喻，古诗词中还可找出许多例子。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旁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把杨花比作缠绵哀感的思妇。文天祥《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把杨花比作日益沦丧的国土。此诗与它们又有所不同。诗人不仅将自己的转徙生涯和飘荡的杨花作比，而且还要比出程度高低：“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结构上递进一层，使离情旅愁得到有力反衬，更显得深切感人。
这首《蕃女怨》写来并不见一点“蕃”味，仍是一般的思妇词。这首词写边塞的寒冷和艰苦，使思妇对征人倍增思念。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写征人忆家。
此词开头两句“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写边塞环境和气候的恶劣：沙碛荒漠，茫茫千里，大雪狂飘，塞雁惊飞。“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先写征人的装束，续写征战之苦，战情之急。丈夫如此在边关服役，妻子必然思念和怨恨。结末二句，点明题旨：“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战争使无数的妻子独守空房，画楼冷落，锦屏寂寞，尤其在杏花开放、春满人间的时候，更是令人肠断，魂断，唯有恨不断，泪不断。可谓曲尽人情。
就内容来说，此词并无新意，作者不是为了宣扬什么反战情绪，思妇的愁恨是一种纯真的感情，值得珍重与同情。这首词与《蕃女怨·万枝香雪开已遍》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互补互衬的关系，阅读时可互相参照。
在温词中，此词属于较为浅直的作品，辞藻不算艳丽，含义也还显豁。但是仍具有某些深曲之作的特点：只客观地提供精美的物象情态，而隐去它们之间的表面联系，留下大片想象余地。像“画楼离恨锦屏空”与“杏花红”之间也未点明其关系。而这些物象情态的关系，很容易领悟出来，所以反而显得浅而不露，短而味永。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