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传诵一时，并奠定了钱起在诗坛的不朽声名。
诗题“湘灵鼓瑟”，摘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诗句，其中包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舜帝死后葬在苍梧山，其妃子因哀伤而投湘水自尽，变成了湘水女神；她常常在江边鼓瑟，用瑟音表达自己的哀思。
根据试帖诗紧扣题目，不得游离的要求，诗人在开头两句就概括题旨，点出曾听说湘水女神擅长鼓瑟的传说，并暗用《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的语意，描写女神翩然而降湘水之滨，她愁容满面、轻抚云和瑟，弹奏起如泣如诉哀伤乐曲。动人的瑟声首先引来了水神冯夷，他激动地在湘灵面前伴乐狂舞，然而一个“空”字，说明冯夷并不理解湘灵的哀怨；倒是人间那些被贬谪过湘水的“楚客”，领略了湘灵深藏在乐声里的哀怨心曲，禁不住悲从衷来，不忍卒闻。
接下来，诗人着意渲染瑟声的感染力。“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瑟声哀婉悲苦，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瑟声传到苍梧之野，感动了寄身山间的舜帝之灵，他让山上的白芷吐出芬芳，与瑟声交相应和，弥漫在广袤的空间，使天地为之悲苦，草木为之动情。
中间这四句，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思绪在湘水两岸、苍梧之野、洞庭湖上往复盘旋，写出了一个神奇虚幻的世界。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这两句写湘灵弹奏的乐曲同舜帝策动的芳香在湘水之源交织汇合，形成一股强劲的悲风，顺着流水，刮过八百里洞庭湖。
至此，乐曲进入了最高潮，感情达到了白热化。凭藉着诗人丰富的想象，湘灵的哀怨之情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发和表现。然而全诗最精采的还不在于此，令全篇为之生辉的是结尾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旧唐书·钱徵传》称这十个字得自“鬼谣”，其实无非说这两句诗是钱起的神来之笔。此联的妙处有：
一是突然转折，出人意料。在尽情地描写乐曲的表现力之后，使乐曲在高潮中戛然而止，这是一重意外；诗境从虚幻世界猛然拉回到现实世界，这是又一重意外。二是呼应开头，首尾圆合。全诗从湘水女神出现开始，以湘水女神消失告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结尾两句如横空出世，堪称“绝唱”，但同时又是构成全篇整体的关键一环；所以虽然“不”字重出，也在所不惜。作者敢于突破试帖诗不用重字的规范，确属难能可贵。三是以景结情，余音袅袅。诗的前面大部分篇幅都是运用想象的画面着力抒写湘水女神的哀怨之情，结尾一笔跳开，描写曲终人散之后，画面上只有一川江水，几峰青山。这极其省净明丽的画面，给读者留下了思索回味的广阔空间：或许湘灵的哀怨之情已融入了湘江绵绵不断的流水，或许湘灵美丽的倩影已化成了江上偶露峥嵘的数峰青山，或许湘灵和大自然熔为一体，年年岁岁给后人讲述她那凄艳动人的故事，或许湘灵的瑟声伴着湘江流水歌吟，永远给人们留下神奇美妙的遐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宋代词论家有“以景结情最好”之说，恐怕是从这类诗作中得到的启迪。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李白《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据孟棨记载，是李白奉召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之一。这是第二首。这是一首奉诏而作的表现宫中生活的诗。李白于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此诗当作于次年早春。
首联写春景，为全篇作环境渲染。柳色如金，梨花似雪，为寻常比喻。但以“嫩”和“香”点染，则柔枝轻摇，如睹其形；雪海氤氲，如嗅其馨。虽着意点染，但仍极自然，不露雕琢痕迹。
后面四句描写皇帝的宫廷生活。玉楼、珠殿、雕辇（装饰华美的人挽车）、洞房（神仙洞府般的房屋），铺陈皇家富贵，旖旎风光。“翡翠”、“鸳鸯”均水鸟，后者雌雄双栖，常以喻情人或夫妇。玉楼、珠殿，均非水鸟栖息之所。这里是语意双关。既谓宫廷楼殿装饰着各种禽类雕塑，以表现其富丽堂皇。诗词中多称香炉为“金兽”，称被盖为“鸳衾”，也就是这个意思。也以喻人。“巢”亦作“关”。玉楼、珠殿关锁着众多的宫女。她们都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笼中之鸟。诗人对那些不幸的宫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翡翠，似指一般宫女。鸳鸯，其中之一当指李隆基，而另一位，当然就是指“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这也给尾联以赵飞燕比喻杨玉环作了伏笔。“妓”指女乐，“歌”指歌女，通指能歌善舞的宫女。妓需要花中选花，歌需要百里挑一，足见歌舞妓队伍之庞大。“随雕辇”，“出洞房”，乃是互文。这两句是说，后宫四万，佳丽三千，都是为皇帝一个人的享乐而存在的。从技巧上讲，这两句将宫廷深似海、宫女多如云的皇家气派渲染得酣畅淋漓。古人评诗之善言富贵者，倒不在乎多用金呀、玉呀这类字眼，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漫叟诗话》）李白这两句，可谓乃善言皇家富贵者也。
据《后汉书》，赵飞燕及其妹均有宠于汉成帝，其妹居“昭阳舍”。但《三辅黄图》称赵飞燕居之，此即李诗所本。“昭阳”与“珠殿”相照应，因汉代昭阳殿就是多以“明珠翠羽饰之”。尾联指杨玉环也与赵飞燕一样，在宫中美貌第一，得宠亦第一。这里表面上似乎是一片赞美之词，实际上暗含讽刺。《诗经》中《君子偕老》一诗，是齐国人讽刺齐宣公夫人宣姜的。宣姜在宣公死后，与其庶子姘居生子。诗中盛赞她头饰、衣衫和容貌之美，惟独不赞扬她的品德。言外之意是讽刺宣姜缺德。李白以杨玉环比汉之赵飞燕，其言外之意自然将唐玄宗比汉成帝了。
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导致了“开元之治”。但到了后期，沉迷声色，任用奸佞。诗人是抱着“愿为辅弼”，“大济苍生”的愿望应诏入京的。而玄宗却只让他侍酒陪宴，“俳优蓄之”。诗人于失望之余，一再在应制诗中婉言讽谏，希冀沉醉于“温柔乡”中的皇帝能记取前朝荒淫祸国的教训，改弦更张，重振朝纲。这，就是此诗的微言大义吧。
此诗前三联对仗工整，全诗词藻华赡，音韵和谐，极富建筑美和音乐美，确实“律度对属，无不精绝”（《本事诗》）。且承转自然，一气呵成，诚如清人翁方纲所说：“太白五律之妙，总是一气不断，自然入化，所以为难能。”（《石洲诗话》）
肇自齐梁的宫体诗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情感缠绵悱恻，语言纤巧农丽，风格绮靡浮艳。但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却华丽而不失清新，铺张而不忘讽兴，如仙韶妙音，不同凡响。虽是奉命而作，却能自留地步。所以沈德潜说这组诗“于缘情绮靡中，不忘讽意，寄兴独远”（《唐诗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