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着重回忆过去词人与恋人两人的交往;下片着重抒情,以假想的“旧时薄幸”和确实存在的“今日无情”相对比来突显词人的痛心。全词巧妙运用虚字,用追忆之笔淋漓尽致地反衬出词人的自责无奈,意切而情真。
此词上片着重回忆过去词人与恋人二人的交往。首二句“蕙心堪怨,也逐春风转”开门见山写“怨”,闺妇的蕙心承当着怨恨情绪,随着流转的春风而改变。歇拍“丹杏墙东当日见,幽会绿窗题遍”二句以幽会为典型,写两人情深:当时,红杏墙东,继而相见,继而相约幽会,绿窗之中,处处题写下欢愉踪迹。
下片着重抒情。过片“眼中前事分明,可怜如梦难凭”二句写二人相爱的前事清清楚楚呈现眼前,可惜都像梦境一样,难以叫人相信为实。结拍“都把旧时薄幸,只消今日无情”二句写词人细数旧时有过的薄幸行为,刚好和她如今的无情相抵消。其中,“都把”、“只消”,虚字运用入妙;“旧时薄幸”是假想的而“无情”却是实在的,相比之下,词人的痛心愈加突显。
这首诗写的是农村秋日黄昏的小景,前两句是具体描写村居,后两句是从村居以外来描写村居,意象非常丰富。农家的情况,见诸于诗的已经不计其数,很难写出新意来。这首诗采用远近交替的写法,重在对场景气象的渲染烘托,以大特写的手法,提供带有暗示性的画面,所以后来者居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诗前两句采用当句对,以便于把很广泛的题材浓缩成集中的平面。诗说水田环绕的人家,篱笆外种满了竹子,院落里的榆树钱已经落尽,槿花也都稀疏了。写出晚秋季节里斜阳照耀着的农舍,水竹清华,落木萧萧的景色,充满了和平静穆的气氛。诗仅写了村居外围,而村居本身即可由此想象,成功地避开了熟见的茅檐、白门、蓬窗、桑圃等词,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同样,诗没有写人,而通过环境,也可表现住在村居里的人的品藻趣味。
三、四句是传颂的名句。诗将薄暮景色作了高度浓缩。夕阳西下,照着原野,也照着上面所说的村居、水田,诗在这儿仅以“夕阳”二字,回照上文,增加前两句的形象。而在整个村野中,诗只捕捉住回村的老牛这一中心写,说牛背上没有牧童,牛儿在夕阳中不慌不忙地自己沿着归路,往村里走来;在牛背上,双双乌鸦伫立着,悠闲自在,仿佛是老牛正把它们带回村庄。整个画面没有一个人,虽然是写动,但节奏很缓慢,表现出大自然宁静和平的气氛,给人以恬淡温馨的享受,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读着这诗,很自然地令人想到《诗经》所写的“日既夕矣,羊牛下来”那幅原始的自然美的风光来。
全诗虽然写的是一组小景,由于诗人本身是个画家,所以很具有画意。诗所选的景物,都有典型性,描绘了村居的特征及季节的特点,用的都是深色调,与夕阳暮霭相统一。在写作手法上,前两句直接写静,后两句是动中显静,在同一画面上配合得很和谐。牛背上站着乌鸦的情况,钱钟书《宋诗选注》指出同时人诗中也有,如苏迈诗“叶随流水归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贺铸诗“水牯负鸲鹆”。由于张舜民把这一景象与整诗所表现的境界融成一片,所以更为成功。
上片写赏春人赏春的热情和春去的遗憾。起首二句先描绘东洲的形胜景致,水流迎洲而分为燕尾,洲上芳草萋萋,白盛开。“盈盈”二句写游春女子,年年都把自己扮得如桃花一般。“留春住”三句,写人们虽然殷勤地希望春天能多留一段时间,但时值暮春,芳菲已歇,百花零落,只有水上浮萍和空中飞絮,还残留着春天的一点气息。用一“笑”字。表现出对春去难留的无奈。“棠桡”四句,江上各式各样的船只画舫,载着衣着漂亮的女子,在月光下尽情地游赏美景,但春天还是匆匆地归去了。
下片由追忆过去旖旎风光,引发感叹国家的兴亡。在江南那美丽的土地上,仙院香云缭绕,湿润的芳香飘入红漆朱户,道家的神坛疏灯与天上晶亮如珠的星斗互相辉映,就像是一派由天而降的花雨,这一切都如春天注定要逝去一样,也已逝去了。敌人的铁蹄已至国门,江南的桃根古渡已沦于敌手,在这风狂雨妒的不幸时代,那和桃源相似的万点落英和几湾流水是躲避不了侵略者的铁蹄的。此时桂王所凭据的西南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清人之手,百姓避乱无地。作者作为明朝遗民,对此感受最为深切、故而也最为沉痛和悲愤。
本词虽然吟咏江南风景,实则抒发了国家灭亡的痛苦,继承了辛弃疾愁苦孤愤的情调,并效法辛词以自然界的意象与人事进行类比的写作手法,用语含蓄,感情深沉。
这首词意象凄凉,蓄蕴悲惋,喟叹逝者如斯,感伤时运无奈。就思想意义来说,格调一般,但其表现手法,却不乏令人称道之处。
上片以“柳絮”起调,便使词趣带上了几许忧伤,因为杨柳飞絮之时,春已阑珊,而柳絮又从来是优伤的载体。故尔一见“柳絮” ,便意味着春光将逝,便自然生悲生愁。而“年年三月暮”更使“柳絮”带来的忧伤增添了许多。“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则使忧伤形象化、具体化。“十里湖边”路上的美景由于柳絮飘飞而绿肥红瘦,美景不复在眼里,其怅恨之情溢于词表,妥帖而形象。但说柳絮“无落处”却分明有悖于事实。众所周知,柳絮落地为土,遇雨为泥。苏东坡还相信“杨花(即柳絮)落水为浮萍”(见《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原注)之说。关于“无落处”,词人不顾事实,硬是说柳絮“无落处”,分明是寄托自已飘蓬无定的悲惋的。既然柳絮“无落处”,它并不能飘到哪里去,只能随着风低低地飘去。这一笔使柳絮不仅不能直上青云,而且也不能再“万转千回”,只能是“低低去”了。是柳絮恋人,还是人恋柳絮。这倒无须穷究,但这意象中所融进的衰颓和沉落却是不难体味的。
过片“满眼颓垣欹病树”,词脉直跌而下。诸君看到的是伤病的柳树倚着残破坍塌的墙。这画面不仅令人悲酸,简直更令人痛苦。再加上“满眼",便一丝丝生趣都不见了。三月过后是这般惨象么,这是象征什么,还是寄托什么。暂立此存照,下文将谈到这个问题。“ 纵有余英,不直封姨妒。”是说即便枝头上还残留着剩余的花朵,也敌不住风神因嫉妒而吹得它们离开枝头漫天飞舞。歇拍处又出现两个意象:“ 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前者紧承“封姨”而来,是“妒”的具体内容,极富肃杀意味;后者遥扣“年年三月”,可见逝者如斯的喟叹。
全词意象凄婉,而旨趣模糊,读后使人觉得气淤胸塞,但究竟缘何而情,实在难以明言直述。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周济“出人说”的词学理论。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曾详言“寄托”的出人有无,用谭献的话来概括周济的观点倒要简便得多:“以有寄托人,以无寄托出”(《复堂日记》)。以此观之,这首《蝶恋花》以“柳絮年年”起笔,以“河流日夜”作结,其中的时间难再的感伤十分的显豁。但从空间来说,“柳絮”、“莺花”、“颓垣”、“病树”、“余英”、“封姨”、“烟里黄沙”等,均似有所指,却又令人三思而难得其解。若联系周济《宋四家词笺序》说的“宜和(1119—1125)之时泰穷将否,危机已动,外荣而内瘁。鸣其盛者,虽极铺张粉饰,而幽优之思潜动于不自知”一番话,其《蝶恋花》词,似不无射时之意。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