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风流,今夕与谁同乐?”眼前依然一派繁华景象,但跟谁一起分享呢?元兵指日南下,大兵压境,人心惶惶,苦中作乐,苦何以堪?“月台”二句,描述在月光下,花丛中,台馆依旧林立,但已弥漫敌骑的漫漫的尘埃。“豪华”二句,谓昔日繁华尽逝,只有青山如旧。“钱塘”两句,谓钱塘江潮涨潮落仍象从前,似怨江潮无情,不解人间兴衰,
“万点灯光”,几句,笔锋一转,由室外之景转写室内。分别从灯光、玉梅、昭君三层落笔。元宵节又称灯节,往日火树银花,灯光锦簇。“羞”字用得好,谓“灯光”也以神州陆沉而权贵们仍沉溺歌舞为羞。“灯光”反衬亡国人的视角和心境。感觉“羞”的不是物,而是人,即作为观照者的词人自己。珠光宝气与万点灯火交相辉映,愈丽愈“羞”,良辰美景,风光不在。
“玉梅”两句,梅花凋残,春光不久。暗寓宋朝后妃当此国运将终之时,命运坎坷,怨恨至极。“昭君”两句,应当系喻指宫嫔。从后妃(玉梅)到宫嫔(昭君),都有末日将至之感。
“离愁卿寄,画楼哀角”则总括后妃、宫嫔,也包括作者自己。腹有满腔离宫之愁,只能寄托在戍楼传来的号角声中以“画”修饰戍楼,用华辞反衬;以“哀”形容角声,相反相成。幽咽角声,恰如为宋王朝奏起了挽歌。元宵佳节而以“哀角”作结,是伤心人的心声。
这是一首访友诗。诗文首联的散文句式,既有叙述二人交谊的作用,又真切地传达了作者睽违十年再见朋友的感慨。中间两联,一说理,写景,而景理交织,不仅以劝慰来表达作者对朋友的关心,更以“自深浅”之“自”,在主张和光同尘的同时表达了作者内心仍然坚持的拒绝世俗、高洁自守的生活态度。尾联对首联的回应,起到了首尾呼应的作用,则使诗篇有一个完整的叙述结构,就像作者向朋友谈心,虽然谈到的是很深刻的生活哲理,读来却很亲切。
首联直言对老友的印象,黄庭坚和子真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同登第三甲进士第,至今已整整十年,故称“十年不见”。“犹如此”这三个字语词平平而含蕴丰富,既是与友人阔别重逢的总体感受,也是对他不改昔日思想品格的真实写照,而不光指外表形貌。第二句进而揭示“犹如此”的内蕴。诗人未曾感到子真因没升官而长吁短叹。这就生动地刻画了子真的秉性耿介和不阿附权贵。开首两句仿佛脱口而出,可见二人相会时思想感情的融治。
颔联言子真“滞留“的原因,并委婉劝导友人。这里运用了两个典故。“白璧明珠”本《史记・邹阳列传》:“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诗中比说子真的美行高材像白璧、明珠一样莹洁,容易引起一些人的嫉恨,难免使人按剑而视。诗人劝说子真:您看,浑浊的叹水和澄清的渭水不是合流了?合流后清浊界线依然分明,您不妨随和些。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愤,是山谷诗中常见的题材内容。这里诗人一方面赞美友人的品格清高,另一方面却又劝以随和同流,看来是要子真稍稍收敛锋芒,适应环境,免遭小人的暗算,等待“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机,而非劝他去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这怕也是庭坚专程造访的用心之一。
颈联宕开笔锋,描写河上相会的美景。“自深浅”和“相应酬”相对,见出诗人观察景物的细致和用字的精确,因为晴天百花争艳,深与浅、明与暗的颜色对比十分强烈:而和风拂煦,群鸟鸣啭,此伏彼起,确也似我唱你和,赛比歌喉。生机盎然的初春景色,烘托出友人聚会的欢快心情。
尾联极写两人谈笑饮酒之乐。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云:“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此时此地,初春良辰,花香鸟语,重逢赏心,谈笑欢悦,恰正四者兼并。酒以助兴,自非庸俗之物,对着老友尽情而乐,哪有说愁道恨之处呢!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与尔同销万古愁”。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