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荆州张丞相》这首诗寄托作者对张九龄的深切怀念,抒发世无知音,自己也将归老田园的情怀。
首联起笔疑问,设置悬念,然后用脑海中的想象做答,并点题,表明对张丞相的思念。“所思竟何在”,诗人“思”那名动一时的名相在哪里,接着“怅望深荆门”,既表达了对张九龄的深深怀念,又写出了对当时黑暗政治的不满。颔联则是加深了这种不满的感情,在抒情上更进一层。“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追忆往事,诉说自己仕途的坎坷及对张九龄赏识、提拔自己的感激。“无相识”略显夸张,有明显的奉承之意;或有双关意,指别的丞“相”不“识”己的意思。颈联表明自己的立场:“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说明自己不会与昏暗的官僚门同流合污,将隐居于山川田园之中。那山水田园就是诗人在红尘中一直所沉吟向往的地方,表达了诗人归隐的决心。尾联讲寄言,“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眼睛望着南飞雁,一直看它们飞到天边的尽头,消失为止,与“怅望”首尾呼应。此处用了“雁”、“言”谐音,似乎也是在说或许那南飞雁能帮诗人捎带去吧。诗人寄思念之情于南飞大雁中,更以鸿雁过尽,无从寄书,抒发自己难言的隐痛,意在言外。
全诗以景结束,苏轼赞王维“诗中有画”,“目尽南飞雁”有这个意思。以此收束全文,低吟婉转,更觉深沉。诗歌语言朴实无华,自然天成,处处透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意。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是诗人为送两位被贬官的友人而作,寓有劝慰鼓励之意。一诗同赠两人,内容铢两悉称。诗除了首尾合起来总写外,中间两联双双分写,不偏祜。颔联上句写巫峡风光,以古民谣典故来暗示李少府所去的峡中荒凉之地;下句写衡阳,暗示王少府去长沙,并希望他能多寄书函。颈联上句写长沙青枫江的帆船,是再写王少府;下句写白帝城,远在古原始森林的巴东,是再写李少府。双双交错进行,结构严密,情感交织。最后两句,是劝藉二人尽可放心而去,不久即可召还。全诗情感不悲观,也不消极。
首联“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诗人首先抓住二人都是遭贬,都有满腹愁怨,而眼下又即将分别这一共同点,以深表关切的问句开始,表达了对李、王二少府遭受贬谪的同情,以及对分别的惋惜。“嗟”是叹息之声,置于句首,贬谪分别时的痛苦已不言而喻。“此别”、“谪居”四字,又将题中的“送”和“贬”点出,轻灵自然,不着痕迹。
作者在送别之地停下马来,与李、王二少府饮酒饯别,“意何如”、“问谪居”,反复致意,其殷切珍重之情,显而易见,一开篇就以强烈的感情,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无怪乎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常侍(即高适)每工于发端。”中间两联针对李、王二少府的现实处境,从二人不同的贬谪之地分别着笔,进一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安慰。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上句写李少府贬峡中。当时,这里路途遥远,四野荒凉,《巴东三峡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设想李少府来到峡中,在这荒远之地听到凄厉的猿啼,不禁流下感伤的眼泪。下句写王少府贬长沙。衡阳在长沙南面,衡山有回雁峰,传说北雁南飞至此不过,遇春而回。归雁传书是借用苏武雁足系书故事,但长沙路途遥远,归雁也不能传递几封信。
“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上句想象长沙的自然风光。青枫江指浏水,在长沙与湘江汇合。这句写王少府到了长沙,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望着那明净高远、略无纤尘的蓝天,自然会洗尽烦恼。下句想象夔州(即今重庆奉节县)的名胜古迹。白帝城为西汉公孙述所筑,在夔州,当三峡之口。这句写李少府到了峡中,可以去古木参天、枝叶扶疏的白帝城凭吊古迹,以求慰藉。
这四句情景相融,结合得自然巧妙,读来自有一种苍凉中饱含亲切的情味。所写之境,从巫峡到衡阳,从青枫浦到白帝城,十分开阔,而分写二人,更显出作者的艺术匠心。作者在两联中,一句写李、一句写王,然后一句写王、一句写李,错综交织,而井然不乱,并且采用了“互文”这种修辞手法中的对句互见的方法,在一联中上句隐含着下句,下句隐含着上句,“巫峡”一联上句写贬谪荒远的凄凉,下句说要多通音信,表面看是对李、王分开讲的,实际上是对两人共同而言。同样,“青枫江”一联上句说流连光景,下句说寻访古迹,实际也是对二人共同讲的。这样,在精炼的字句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既照顾到了二人不同的地点,又表达了对双方一致的情意,诗人巧妙的处理,使写分送二人的困难迎刃而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一联:“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诗针对李、王二少府远贬的愁怨和惜别的忧伤,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慰,对前景作了乐观的展望。圣代雨露,是古代文人诗中的惯用之语,这里用来和贬谪相连,也还深藏着婉曲的微讽之意。重点是在后一句“暂时分手莫踌躇”,意思是说:这次外贬,分别只是暂时的,你们不要犹豫不前,将来定有重归之日。全诗在这里结束,不仅与首联照应,而且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思。
第一章描述所牧牛羊之众多,开章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前人常指“尔”为“牛羊的所有者”,不妥:“所有者”既有牛羊,竟还会有“谁”疑其“无羊”,那是怪事。倘指为奴隶主放牧的奴隶,则问得不仅合理,还带有了诙谐的调侃意味。奴隶只管放牧,牛羊原本就不属于他。但诗人一眼看到那么多牛羊,就情不自禁高兴地与牧人扯趣:“谁说你没有羊哪?看看,这一群就是三百!”极为自然。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却又诙谐有情,将诗人乍一见到众多牛羊的惊奇、赞赏之情,表现得极为传神。
许许多多牛羊集聚在一起,气象很壮观。倘若运用“羊来如云”“牛聚如潮”来比拟,当也算得形象了。但此诗作者不满足于此类平庸的比喻,他巧妙地选择了牛羊身上最富特征的耳、角,以“濈濈”“湿湿”稍一勾勒,那(羊)众角簇立、(牛)群耳耸动的奇妙景象,便逼真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这样一种全不借助比兴,而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梅尧臣语)的直赋笔墨,确是很高超的。
第二、三章集中描摹放牧中牛羊的动静之态和牧人的娴熟技艺,堪称全诗写得最精工的篇章。“或降”四句写散布四近的牛羊何其自得:有的在山坡缓缓“散步”,有的下水涧俯首饮水,有的躺卧草间似乎睡着了,但那耳朵的陡然耸动、嘴角的细咀慢嚼,说明它们正醒着。此刻的牧人正肩披蓑衣、头顶斗笠,或砍伐着柴薪,或猎取着飞禽。一时间蓝天、青树、绿草、白云,山上、池边、羊牛、牧人,织成了一幅无比清丽的放牧图景。图景是色彩缤纷的,诗中用的却纯是白描,而且运笔变化无端:先分写牛羊、牧人,节奏舒徐,轻笔点染,表现着一种悠长的抒情韵味。方玉润《诗经原始》叹其“人物并处,两相习自不觉两相忘”,正真切领略了诗境之幽静和谐。待到“麾之以肱,毕来既升”两句,笔走墨移间,披蓑戴笠的牧人和悠然在野的牛羊,霎时汇合在了一起。画面由静变动,节奏由缓而骤,牧人的臂肘一挥,满野满坡的牛羊,便全都争先恐后奔聚身边,紧随着牧人升登高处。真是物随人欲、挥斥自如,放牧者那娴熟的牧技和畜群的训习有素,只以“麾之”二语尽收笔底。
全诗至此,已将放牧中的诗情画意写尽,收尾就很难。若还是从牛羊身上落笔,则不见好处。此诗收尾之奇,正在于全然撇开牛羊,而为放牧者安排了一个出人意外的“梦”境:在众多牛羊的“哞”“哶(即咩)”之中,牧人忽然梦见,数不清的蝗子,恍惚间全化作了欢蹦乱跳的鱼群;而飘扬于远处城头的“龟蛇”之旗(“旐”旗),又转眼间变成了“鸟隼”飞舞的“旟”旗——诗人写梦,笔下正是这样迷离恍惚,令人读去,果真是个飘忽、断续的“梦”。接着的“大人占之”几句,读者无妨将它读作画外音:“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随着占梦者欣喜的解说,充塞画面的鱼群和旟旗,即又幻化成漫山遍野的牛羊(这正是放牧者的“丰收”年景);村村落落,到处传来婴儿降生的呱呱喜讯(这正是“室家”添丁的兴旺气象)。诗境由实变虚、由近而远,终于在占梦之语中淡出、定格,只留下牧人梦卧时仰对的空阔蓝天,而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这由实化虚的梦境收束,又正有梅尧臣所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之妙。
综观全诗,可以看出:作诗不借比兴而全用赋法,只要体物入微、逼真传神,一样能创造高妙的诗境。此诗不仅描摹精妙,而且笔底蕴情,在展现放牧牛羊的动人景象时,又强烈地透露着诗人的惊异、赞美之情,表现着美好的展望和祈愿。一位美学家说:“使情趣与意象融化到恰到好处,便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艺术。”不必说《小雅·无羊》就一定达到了这种“理想”境界,但也已与此境界相去不远。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塞上》诗主要描写剽悍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能骑善射。万里晴空之下,辽阔草原之上,数百名健儿纵马驰骋。忽然,一枝响箭穿向云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勒马伫立,昂首放目,凝神远望。诗人仿佛是一名技艺超群的摄影师,迅速抓住这瞬间的景象,拍下一个精彩无比的镜头,并且贯注了诗人炽热的主观感情。
在这首诗中,诗人先用“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两句来描写一枝飞箭风驰电掣地刺入高空。《汉书·匈奴传上》:“冒顿乃作鸣镝。”可知响箭是北方少数民族习用的武器,“直上”,表现箭射出后的锐不可当之势。“一千尺”,写箭的射程之远。“天静无风”,不单写出了草原上空的清明宁谧,也写出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寥廓无边。因而那飞箭的呼啸之声就掠过大地,响彻云霄,传送得更加清晰、更加嘹亮、更加遥远——“声更干”。云气潮涩,回音必滞,器物浸润,发音必沉;于是诗人以表现燥性的“干”,来形容箭声的轻脆、尖厉,可谓一字传神。刘克庄《黄蘖诗》说“疏林霜下叶声干”(《后村大全集》卷五),联系落叶的飘然而下的形态,“干”字就用得不是地方,倒不如“萧萧”二字能曲尽其妙。与刘克庄同时略早的徐玑在其《晓》诗中说“犹干竹叶声”(《二薇亭集》),以“干”状风竹之飒飒作响,亦不尽妥帖。惟独形容“天静无风”中“鸣骹”之声用“干”为逼肖。这里,诗人扣着“鸣骹”绘影绘声:上句“直上一千尺”,属于视觉感受,侧重写高,箭身一点,箭影如线;下句“无风声更干”,属于听觉感受,侧重写远,箭声震荡于旷野之上,而这旷野之上的天幕,又恰为箭身、箭影的深色点、线提供了面的浅色背景,点、线、面相互结合而成天然精巧的构图。
写了天上的“鸣骹”之后,诗人紧接着写地下仰看“鸣骹”的人,这就是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碧眼”在这里既突出了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人物的内在情感与外在风采,都可以通过它来集中体现,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眼珠)中”(东晋画家顾恺之语)。王安石的《明妃曲》诗说“明妃初嫁与胡儿”(《王文公文集》卷四十),欧阳修的和诗也说“维将汉女嫁胡儿”(《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都以“胡儿”称外族年轻人。而在柳开诗中则更包含着亲切的语调。“碧眼胡儿三百骑”,描绘一队少数民族的年轻骁骑,句中虽只排列名词,实是以静写动,使人想像那眉宇间流露着威武气概的草原汉子们扬鞭跃马、奔逐追驰的热烈场面。“尽提金勒向云着”,则又以动写静: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一个接一个的动作霎时聚落在全体骑手的屏气凝视中;正见喧腾,忽归沉静,“向云看”的“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唐人李益有一首题为《从军北征》的边塞诗:“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末二句,写“征人”因闻笛思乡始翘首望月,情原非由所“看”之“月”引起,“月”仅作为乡心之寄托,故而茫然“回首”,格调低沉、色彩灰暗,且无雕塑型的美。对照起来,柳开诗可谓青出于蓝了。 因为是一首绝句,字数有限,诗中就难以面面俱到地展开一个全过程。诗人恰能利用短小篇幅,舍弃次要情节,捕捉最为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宋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柳开生活在北宋初年,宋诗尚未形成铺陈直述,以议论说理见著的特色。同样的内容,在欧阳修诗里却是“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的质直表现。后来苏辙出使辽国时,在《虏帐》诗中也是“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栾城集》卷十六)的夹叙夹议。比较起来,柳开此诗犹有唐人风韵,空灵蕴藉,情辞丰腴。在以意趣气骨、拗折瘦劲取胜的宋诗中,也应算是别具一格的了。而柳开曾经“部送军粮至涿州”,“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则又表明《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乃是与诗人身历其境,具有实际生活体验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