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是诗人为送两位被贬官的友人而作，寓有劝慰鼓励之意。一诗同赠两人，内容铢两悉称。诗除了首尾合起来总写外，中间两联双双分写，不偏祜。颔联上句写巫峡风光，以古民谣典故来暗示李少府所去的峡中荒凉之地；下句写衡阳，暗示王少府去长沙，并希望他能多寄书函。颈联上句写长沙青枫江的帆船，是再写王少府；下句写白帝城，远在古原始森林的巴东，是再写李少府。双双交错进行，结构严密，情感交织。最后两句，是劝藉二人尽可放心而去，不久即可召还。全诗情感不悲观，也不消极。

　　首联“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诗人首先抓住二人都是遭贬，都有满腹愁怨，而眼下又即将分别这一共同点，以深表关切的问句开始，表达了对李、王二少府遭受贬谪的同情，以及对分别的惋惜。“嗟”是叹息之声，置于句首，贬谪分别时的痛苦已不言而喻。“此别”、“谪居”四字，又将题中的“送”和“贬”点出，轻灵自然，不着痕迹。

　　作者在送别之地停下马来，与李、王二少府饮酒饯别，“意何如”、“问谪居”，反复致意，其殷切珍重之情，显而易见，一开篇就以强烈的感情，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无怪乎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常侍（即高适）每工于发端。”中间两联针对李、王二少府的现实处境，从二人不同的贬谪之地分别着笔，进一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安慰。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上句写李少府贬峡中。当时，这里路途遥远，四野荒凉，《巴东三峡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设想李少府来到峡中，在这荒远之地听到凄厉的猿啼，不禁流下感伤的眼泪。下句写王少府贬长沙。衡阳在长沙南面，衡山有回雁峰，传说北雁南飞至此不过，遇春而回。归雁传书是借用苏武雁足系书故事，但长沙路途遥远，归雁也不能传递几封信。

　　“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上句想象长沙的自然风光。青枫江指浏水，在长沙与湘江汇合。这句写王少府到了长沙，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望着那明净高远、略无纤尘的蓝天，自然会洗尽烦恼。下句想象夔州（即今重庆奉节县）的名胜古迹。白帝城为西汉公孙述所筑，在夔州，当三峡之口。这句写李少府到了峡中，可以去古木参天、枝叶扶疏的白帝城凭吊古迹，以求慰藉。

　　这四句情景相融，结合得自然巧妙，读来自有一种苍凉中饱含亲切的情味。所写之境，从巫峡到衡阳，从青枫浦到白帝城，十分开阔，而分写二人，更显出作者的艺术匠心。作者在两联中，一句写李、一句写王，然后一句写王、一句写李，错综交织，而井然不乱，并且采用了“互文”这种修辞手法中的对句互见的方法，在一联中上句隐含着下句，下句隐含着上句，“巫峡”一联上句写贬谪荒远的凄凉，下句说要多通音信，表面看是对李、王分开讲的，实际上是对两人共同而言。同样，“青枫江”一联上句说流连光景，下句说寻访古迹，实际也是对二人共同讲的。这样，在精炼的字句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既照顾到了二人不同的地点，又表达了对双方一致的情意，诗人巧妙的处理，使写分送二人的困难迎刃而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一联：“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诗针对李、王二少府远贬的愁怨和惜别的忧伤，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慰，对前景作了乐观的展望。圣代雨露，是古代文人诗中的惯用之语，这里用来和贬谪相连，也还深藏着婉曲的微讽之意。重点是在后一句“暂时分手莫踌躇”，意思是说：这次外贬，分别只是暂时的，你们不要犹豫不前，将来定有重归之日。全诗在这里结束，不仅与首联照应，而且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思。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写居延关外长满白草的广阔原野上燃起了熊熊猎火，吐蕃正在这里进行打猎活动，这是紧张局势的一个信号。写打猎声势之盛，正是渲染边关剑拔弩张之势。这两句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高适《燕歌行》“单于猎火照狼山”之句，古诗中常常以“猎火”来暗指战火。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野平原好射雕”，进一步描写吐蕃的猎手们在暮云低垂，空旷无边的沙漠上驱马驰骋，在秋天草枯，动物没有遮蔽之处的平原上射猎。这一联象两幅生动传神、极具典型意义的塞上风俗画，写出吐蕃健儿那种盘马弯弓、勇猛强悍的样子，粗豪雄放；也暗示边情的紧急，为诗的下半部分作了铺垫。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这两句，对仗精工，很有气势。“护羌校尉”和“破虏将军”都是汉代武官名，这里借指唐军将士。登障堡，渡辽河，都不是实指，而是泛写，前者着重说防御，后者主要讲出击，一个“朝”字和一个“夜”字，突出军情的紧迫，进军的神速，表现了唐军昂扬奋发的士气，雷厉风行的作风。此联对军事行动本身没有作具体的描写，而只是选取具有曲型意义的事物，作概括而又形象的叙说，就把唐军紧张调动，英勇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写出来了，收到了词约义丰的艺术效果。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汉家”借指唐朝，“霍嫖姚”即汉代曾作过嫖姚校尉的霍去病，借谓崔希逸。这两句是说，朝廷将把镶玉柄的剑，以角装饰的弓和戴着珠勒口的骏马，赐给得胜的边帅崔希逸。在诗尾才点出赏功慰军的题旨，收结颇为得体。

　　前四句写边境纷扰、战火将起的形势，刻画形象，有声有色，是实写；后四句便采用虚写，写唐军针对这种紧张形势而进行军事部署。此诗写得很有特色，它反映当前的战斗情况，用两相对比的写法，先写吐蕃的强悍，气势咄咄逼人，造成心理上的紧张；再写唐军雍容镇静，应付裕如，有攻有守，以一种压倒对方的凌厉气势夺取最后的胜利。越是渲染对方气焰之盛，越能衬托唐军的英勇和胜利的来之不易，最后写劳军，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只须轻轻点染，诗旨全出。

　　此诗运用了对比的写法，前四句写敌人的勇悍和嚣张气焰，意在反衬出大唐守边将士不畏强敌，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精神。借用“护羌校尉刀、“破辽将军”、“霍嫖姚”典故比喻将能卒勇，比直接描写更能启发读者，更有余味之感。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黄子云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味，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取姿态，则可以。”不用去找多少论证，只要随手翻开《温飞卿诗集》中的第一篇这首《鸡鸣埭曲（歌）》拈出来看看，就可以发现黄子云所说的未免过于武断。这篇古诗，不仅姿态迭丽，而且义理堂堂，更韵味深长，是一篇美丽的借古讽今的佳作。

　　这篇作品写出了温庭筠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那忧心忡忡的爱国情怀。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温庭筠正是为了现实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但他由于秉素之不同，却把一曲挽歌写得十分艳丽动人。甚至同时而以“艳丽”与他齐名的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虽也有同样的意思，如：“北湖南埭（即鸡鸣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比起他的这首《鸡鸣埭曲》来，也直白得多了。无怪薛雪要说：“温飞卿，晚唐之李青莲也，故其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他的这整首诗，就像是诗人饱蘸感情，用他那忧伤的色调，画出了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而不是用文字写出的诗。而且，由于他诗中除第一句为了点明情节，运用的是叙述的语言外，通篇都是诉诸视觉的画面，充满了动作性和运动性，再加上他对于声、光、色的调度如此贴切和谐，又仿佛是使人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电影。早在电影出世一千多年以前，诗人就似乎已掌握了这类乎蒙太奇的表现手法，确实值得惊奇。

　　全诗共分五绝。

　　第一绝是写齐武帝萧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与气氛下出城的。写出辉煌而鬼祟。

　　南朝的天子要出去打猎了。他起得绝早。天还是黑黑的，所以看到银河淡淡的白光，寥落的晨星还在不齐地闪烁。皇帝的车队，在宫人和侍从们马队的拥簇下，人不知鬼不觉地奔出城去了。

　　在另一处，当计时的铜壶里的水渐渐地滴光了的时候，东方泛起了鱼肚色。这正是大臣们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一个个地从梦中醒了过来，推被而起：准备盥洗上朝。

　　这里的耿耿星河、铜壶滴漏，都是共景。而在这一景色下，诗人运用了并行的写法：这里人刚起床，正准备早朝哩；而那里，皇帝们早已过了鸡鸣埭了。两组镜头并行：这里正从容盥漱；而那里，飞奔的马群把尘土踢得老高，奔得很急。这两组平行的镜头，是能说明很多的问题的。至少读者会想到这些宵衣旰食的大臣们，当他们早朝扑了一个空时，那种耸肩摊手、摇头咋舌，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也就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由于皇帝的车骑需要绝早偷跑的这一情节的安排，让人分明感到了朝廷有两种力量的斗争。据《南史》载：“齐武帝永明六月五日，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表陈射雉，书奏赐死。”这就足见当年反对萧赜这样荒淫举动的人一定不少。然而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正面的去写，只是用这一特定的情节，精心酿造出这一鬼祟于庄严的气氛，表达出天子的“逃禅”，从而暗示齐之亡，并非亡于齐之无人，而是亡于皇帝的不用并一意孤行的结果。

　　如果说这一绝里的这个意思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第二绝里，诗人就干脆把一个破坏好端端的和平宁静的国家之罪责，完全归之于皇帝了。

　　第二绝，诗人用了三组非常和平静谧的形象，来说明齐之亡，非亡于什么天灾。鱼跃莲东，柳悬栖鸟，宫墙之内是和平静谧的；而万户红妆，镜中皆春，则城乡之人口繁衍，整齐健壮也可见。这些描写也许有点儿夸张，但至少不是战火纷飞，饥鸿遍野，人民辗转于沟壑的形象。据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可见齐之亡也并非经济衰落。然而之所以石破天惊，江山骤变，三百年江南王气顿时成了一片战火愁烟，则罪过就在于当朝的荒于政事而酖于游宴的缘故。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碧树”一句转捩得妙。碧树上天鸡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既是前半繁华的收束，想见人民的安居乐业；又启后半战乱的序幕：碧树一声，正不亚石破天惊。一“晓”字，作为光明的留恋；也是省悟的开始。正是无穷悔恨而又寓于安乐之中，非常关合而又哲理深长。

　　三、四两绝连起来写，句法有变化。“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很有点像今天用滥了的电影手法。他先用两个空镜头，天上出现震怒的迹象，不过不是现在习用的电闪雷鸣，而是划过古时象征兵灾的彗星；海上狂涛卷着巨石，发出惊人的怒吼。狂涛的吼声化成渡江的战鼓；卷起的雪浪化作战舰犁开的浪花。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交代了战争的进行。形象生动而笔墨经济；这就是诗词优于散文的地方。接着，“绣龙画雉填宫井，野火风驱烧九鼎”，写齐朝的覆灭，国家处于一片战火之中，十分出色。把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得如此色彩斑斓。也许正是色彩如此艳丽，这才更加使人触目而惊心的。试看：皇帝的龙袍，后妃的霞帔，这曾是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神圣的物件，人们见了它是要顶礼膜拜的，亵渎了它就会诛及九族。然而如今却是连它穿着的人一起，都抛进宫中的井里，连井都快填满了。青铜的九鼎，那是代表着国家的神器，非大典是不能轻易开启的，如今也被熊熊的战火所吞没了。将一个国家的覆灭，写得惊心动魄。这里的色彩愈艳丽，就愈益令人心惊而不忍目睹。使庄严神圣的东西完全处于邪恶的毁灭之中，那是不由人不痛心疾首的。没有任何叙述的语言，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能有这样富有鲜明而动人的力量。

　　诗人在这里是咏史，所以从想象中又回到了现实。眼前是“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过去的宫殿荒芜了，只有燕子在梁上做窠；阶石因长期没人践踏而长满了蒿草。而为了怕人民造反，尽收天下兵器所铸成的十二金人，抛置在废墟里，满身白霜，空自炯炯发出寒光，似乎仍然很神气。然而它愈神气，愈益显出以为没收了兵器就可以天下太平是多么愚蠢可笑。这鲁莽的金人，其实正是无知的象征。它神气得炯炯发光，对着这长满蒿草的废殿，是非常绝妙的讽刺。

　　最后一绝，诗人放眼望去，看到了过去的紫禁城。它塌了，只能隐约见出的墙基，上面也长满了青草，和一眼望去的芊绵绿色连成了一片。当年这里融融的春光，只落得如今空暖荒陂。过去了，六朝金粉，几许繁华，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这禁城的废墟上，野棠梨树都长得这么高大了。这繁花似雪的野棠梨开得多美丽，这亭亭玉树，是不禁使人要想起曾在这儿歌舞过的《玉树后庭花》来的。他就是这样把过去与现实、把荒淫与败亡联系了起来，并过渡得天衣无缝，这简直就是绝好的蒙太奇。

　　读这首诗，眼前所见的都是被强调了的艺术景象。正是这些艺术化了的画面，使得读者产生了对于南朝天子昏庸的愤慨，感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痛惜心情。诗是有高度的思想性的。果然不久，农民起义，唐室也就如同汉朝那样经过纷乱而告终。由于历史是这样的相象，以至读者难以断定诗人在这里，到底是悼齐，还是在哀唐。因此，诗人是站在了时代的最高点而预见到了晚唐末世的未来。

　　有的学者说：“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他的乐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就在这首乐府中，实在也看不出浓艳的词藻有什么不好。它不是决定作品有没有思想内容与形式主义的可怕的因素，而只是反映了一个作用的艺术风格。而艺术的风格，是民族传统与现实的社会风气在特定气质的作家身上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不能成为评定艺术家的高下之凭据的。看看这首诗的内容，也实在不能不惊讶于他有这样的预见。如果不是一位以人民、国家、民族为忧的人，他是不能于别人的酖乐中感到灭亡的忧戚的。他既敢吟《鸡鸣埭曲》，想必邯郸超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那么，当别人在高压之下，而粉饰升平的时候，他却敢冒忌讳而偏要去揭历史的疮疤，正像他自己说的：“永为干世之心，厥有后时之叹。”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办到。所以诗人那艳丽的风格，实在是因为他有火样瑰丽的忘我的战斗精神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