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其夜景着笔，可说从一个重要侧面表现了扬州的繁华，连同诗人的感慨。
前两句实写扬州夜景。首句写其静景。“千灯”，说明灯之多。诗人在地面“千灯”和距离地面遥远的“碧云"之问只用一个“照”字，就将夜晚扬州灯光的光亮程度真实表现了出来。次句则写动景，整个扬州市，酒楼多，歌妓多，乘兴吃酒玩乐的商客多；而这“三多”合为一体，就使扬州市的夜晚成为一个喧嚣的、旋转的世界。
三、四句写诗人的感慨。看到眼前繁盛景象，诗人不禁联想到扬州以外广大地区的萧条败落。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唐帝国整体机制日见衰朽，外患频仍，内忧不绝，所以诗人感慨“如今”时局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安定太平了。可是这种国势日衰景况在扬州好像还没有被感知到，人们仍然由着自己的心性，踏着乐器吹奏出的节拍，载歌载舞，通宵达旦。这中间虽有辛辣的嘲讽，但更多的还是对人们感觉迟钝而表现出的深深忧虑。
这首诗不惟内容深刻，而且构思精奇。诗人巧妙地由写扬州繁华夜景开局，最终却落在将人们视线引向对整个唐帝国命运的思考上，显示出一种讽喻的创作意向。
全诗仅十句。头八句是写黄家洞蛮抗击官军的战事大略。“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是写其步履与武装。步子非常奇特，是雀儿一样的步子，一跳一跳的，步子踏（“蹙”）在沙上，便发出“促促”的响声；而他们的武装却是四尺见长的用兽角装饰的弓和用青石作箭头的箭。“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是写黄家洞蛮部队的情状。一种狭而长的黑旗点了三下，铜鼓声大震，蛮民集合了。每一个黄家洞人都像猿猴那样怪声怪气地大声叫喊，双手还频频摇着自己的箭袋（箭箙）。“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是写这支部队的“军服”。这“军服”和民服无异，也是够别致的了：他们的“裹腿”仅用彩巾斜缠着的。这一支队伍在溪头傲立，映着正在开放的红紫色的葛花，那艳丽斑驳的色彩也够撩人眼目的了。“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是写黄家洞蛮伏击官军的战事。这一场伏击是这样奇妙、神速，就好似白鼍晚吟、竹叶青蛇、飞蠹突然向人发动袭击一样，不但恐怖异常，也让人猝不及防。这一句王琦解为“状洞中景物”，实不确。因为这样解，此句便游离于全篇。叶葱奇注为写翻船（白鼍）和蛮人之射箭（竹蛇、飞蠹）。又有点过于拘泥。其实这两句就是写黄家洞蛮作战的勇猛无敌、神速无匹的。
后两句是写战后情景。这里有一个对照：黄家洞蛮在战后，骑着自己的“竹马”悠悠然地回到家里；可官军却屠杀容州的百姓，以人头数交差。
这首诗的题旨是刺官军的无能、残暴与歹毒。李贺一生，贫病相加，仕途多舛。他对当道者是充满了无比的憎恨与愤怒的。他的诗因此很不乏讥刺时事之作。如《夜饮朝眠曲》是刺当权者的淫逸生活的，《秦宫诗》是刺豪门的专横跋扈的，《吕将军歌》是刺宦官带兵平藩的，《老夫采玉歌》是刺富者榨取采玉工人血汗的。《黄家洞》与这些讽时刺世之作，在批判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这一首诗同情并讴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这在唐诗中又实属罕见。李贺的这一首诗，是超越了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在这一点上，李贺要比他的师长韩愈——他称黄家洞为“贼”——的思想要先进得多。这首诗应当是李贺诗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虽历经世，又过千载，这首诗的思想异彩仍能在唐诗苑中放射出奕奕不灭的耀眼光华。
《黄家洞》在艺术上仍是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风格。奇特的步式、蛮荒的戎装、猿啼一般的怪叫，都生发出一种诡奇而幽丽的神韵；而那与这“奇装异服”相映的红紫色的葛花，又很能增加全诗的凄清而艳丽的氛围。在这里，诗人是把战士诗化了。把战事也诗化了。战争并不残酷，它显得很美好，很有趣。这一点不仅说明诗人的同情是在黄家洞人民方面，也说明诗人的美学观总是和善、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再就是篇末点题法。全诗十句有九句是写黄家洞人的军威的，仅在篇末才点了官军一笔。而这一笔恰恰是全诗的关键处、诗意所在。全诗由这一句而神彩飞动，令人震惊。按理说，表现主题的部分一定要用重笔墨，不厌其繁，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不厌其略。这种手法，恰如相声的抖包袱皮，一层层剥去，显得很有趣，很有情致，而剥到最后竟是一个奇异的发现，这就要比句句写官军杀良报功的方法巧妙、神奇，而且会经济得多。大约这种方法十分类似军事上的声东击西，很能出奇而制胜的。
这首诗叙写流落异域，思念乡国的悲愤感情。通篇用典，目的是借历史人物的故事来说明自已远离父母之邦的梁朝而被羁留在北方做官，实在不是自己的本意，而是无可奈何，他对于有恩于他的梁主是耿耿不忘的。
诗文开篇说：楚国的人材被晋国重用，秦国的臣子戴上了赵国君王的桂冠。毁坏了离宫才迎接子产入晋，羁旅的陈完被齐国优礼接待。这两句是说自已在北方受到北周诸帝的重视和优待。
黎侯寄寓在卫国不是自己的安居之地，重耳想要安居在齐国偏偏不能安居。上二句是说自己被留于北方是出于不得已。
孔子因为要远离鲁国而悲伤拭泪，韩国被秦所破，张良想起自已的先人是韩国五代的宰相，因而以全部家财求客刺杀秦王。庾信与其父肩吾均曾仕梁，深念旧恩，故以张良五世相韩为比。
只有那阮籍驾着车子走路，遇到没有路径可通就痛哭而返，才知道我的处境的艰难。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城窄被山包围，很压抑，端午节涨水，漓江宽阔，江中的洲子局部被水淹没就产生诗中的“江宽地共浮”现象，作者写的是景，对桂林的印象。也表达了作者的心镜。当时诗人受朝中“牛(僧孺)李(德裕)党争”的牵累，被排斥出朝，随好友桂管观察使郑亚来到桂州，任掌书记闲职，心头自有一番滋味。北宋诗人黄庭坚流放宜州，路过桂林，也为秀丽的桂林山水所吸引、所陶醉，忘却了自己的不幸，写出了《到桂州》：“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蹶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干峰何！”诗中所提到的李成、郭熙皆为著名画家。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这两句中“箫鼓”就是扒龙船中的唢呐及龙船鼓。他刚到桂林，对桂林龙船习俗不了解，旧时扒龙船，有在庙里日夜唱龙船歌，唢呐、鼓、锣伴奏的习俗。“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箫鼓的声音从不停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祈求呢？真实描述了作者的思索。李商隐的诗句告诉大家，他当时就住在龙船庙附近，近漓江，周边有山，西北有高楼。
桂林至阳朔的百里漓江，碧水萦回，奇峰夹岸，不仅有“山青、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四观。这些在文人诗作中也都有表现。如唐代许浑《送杜秀才》诗曰：“桂州南去谁与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朝霞辉映，绿草千里，斜阳光照，船帆半挂……整首诗如一幅艳丽的水彩画。明代俞安期《漓江舟行》，写出了躺卧小舟漂流漓江的奇妙境界：“桂楫轻舟下粤关，谁言岭外客行艰？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枕下流水潺潺，枕旁峰峦渐去，令人神往，令人眷念。清代张联桂《望桂林阳朔沿江诸山放歌》，则描绘了漓江雨后的动人景象，诗中曰：“须臾雨过云亦散，依旧万朵青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