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花笑芳年，池草艳春色”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的景致。诗中“园花笑”“池草艳”来烘托出园花、池草本来也是美好之物，也不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犹不如槿花，婵娟玉阶侧”写满园花草在李白眼中，都不如木槿，排斥了“园花”、“池草”。李白再运用拟人手法，把槿花喻意为“蝉娟”般美好的容颜，如婵娟般亭亭而立的槿花将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统统的比下去了，从而使得诗句文采特异、铺陈辞藻，可见奔放不羁的李白对木槿花情有独钟，怜香惜玉也是因花而异。
“芬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描绘出一幅园花易零落、池草易萎糜的伤感景致。诗中“夭促”“零落”暗寓出诗人或许多少有点遗憾，美丽总是太仓促，常在瞬间零落，爱花的人是挽留不住落花匆匆的脚步的。其中也不无隐喻满园花草生命之短暂的意味，于是，流露出一种感花伤怀的情绪。
“岂若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侧面槿花的朝开暮落只是表面现象，它“终岁”“翕赩”正表明了槿花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屈的品格。正如东方朔在写给公孙弘借用马车的信中说“木槿夕死朝荣，士亦不长贫也。”诗人用“岂如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两句诗对木槿花予以高度评价，热情地赞颂，从而完成了对木槿花形象的塑造。
诗人开始并不直接写木槿花，而是以“园花”、“池草”起兴，指出它们一个“笑芳年”，一个“艳春色”都曾盛极一时，但它们最大的弱点是生命太短促。也就是说尽管园花姹紫嫣红，芬芳馥郁，但是花开自有花落时，当它零落在东风里时，它就会黯然失色，再也无复青春的色彩。同样，小草尽管它萎萋无数，枝叶碧翠柔嫩，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脾性。但是，当严霜降落之时，它就会在瞬息间，萎糜以至朽腐，留给大地以不尽的思索。这就是园花和池草生命的全部意义。接着诗人在否定“园花”和“池草”的基础之上，对木槿花予以讴歌的赞美。
从该诗诗句排列顺序的颠倒上，可以知道诗人思绪的奔涌，情感的炽烈，特别是思绪、情感的跳荡性，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根植于诗人的浪漫气息。
《菩萨蛮·萧萧几叶风兼雨》通篇用白描的写法，从多个方面去描写和渲染，写思妇的苦情。“风兼雨”“长更”是耳闻，“蟾蜍下早弦”是眼见，“夜寒”是身体感受，“无处不伤心”是心理感受。容若将离人苦夜长，相思难解，无处不伤心的苦况写得精细到位，末一句雅而伤，词中女子显然是淑女，风格姿态不同于《古诗十九首》里的“荡子妇”。“轻尘”两字更将闺阁寂寥的氛围摹写得深细。凄婉之情溢于词表。上片展现自然景象，秋天的风雨和秋天的月。下片是社会事相，泪花和灯花。
上阙写景。首句中，词人描写了凄风苦雨下，落叶萧萧的景象，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悲凉的氛围。“长更”一句，从李煜《三台令》词中化出，写长夜漫漫，无法入睡，词人索性抬头望天，不知不觉，月亮已在上弦处了，表明词人孤卧时间之久，寂寞难耐。词的下阙写词人好不容易入睡，却因凉夜被薄惊醒，孤凄寒冷透彻心扉，不觉泪水伴着灯花淌落。满心伤怀，更奈何，眼望去，竟是伊人昔日所弹之琴，如今古琴都蒙上了灰尘，更休提伊人如今飘然远去了。
词人所描之景，在古琴处停止，仿佛古琴余音，婉转低回，回味无穷。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