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故无成。此恨难平。正襟危坐二三更。除却故人曹孟德，更与谁争。
起舞故无成。此恨难平。正襟危坐二三更。除却故人曹孟德，更与谁争。
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
这是一首写女子伤春闺怨的词作。首句“东风吹水”形象生动，但新意不强，与李煜同时代稍早些的冯延巳就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名句；而“日衔山”则要好得多。虽然“日衔山”与“青山欲衔半边日”意思相同，同样都是拟人化的手法，但“山衔日”有日升之意，多用于形容山极高之势；而“日衔山”则寓日落之意，有夕阳斜照，余晖映山之感。这里不仅点明了傍晚这一时间的概念，而且还暗从主人公细致的观察和感受中渗透出“闲”的味道。风吹水，日衔山，两个动词很精妙。将风过水皱，日坠山巅的情景描写得十分细腻，形象。这本是每日都在发生的景象， 没有什么特别，女子却观察入微，并如此精准地表达出来，可见其“闲”。因为闲，所以连这每日可见的景色也会细腻入微地观察，借此打发时间。或许，她已经这样观察了一整个春天。落花满地，酒意阑珊，这就是她每日生活的写照。除了观景，醉酒，她没有别的事可做。因此这闲不是悠闲，而是空虚寂寞的“闲”。于是二句“春来常是闲”就有了更深的寓意。女主人公不仅“闲”，而且“常是闲”自然就是一个寄生的形象了。三、四两句是女主人公无聊生活的具体化、形象化，“落花狼藉”不仅是春景，而且是女子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现实的写照，所以说她醉生梦死其实是不过分的。
下片写伤春：女子春睡醒来，明知晚妆已残，却懒得装扮，是因为爱人不在身边，青春无人欣赏。开头三字另一版本为“佩声悄”，这是借物写人，说明女子醉意未消、懒动腰肢，自然有慵倦之意。“晚妆残，凭谁整翠鬟”更说明女子无意梳妆、不饰仪容，只因春心无人解，自伤无人知，写出女子的伤春并非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结末两句点明主旨，进一步渲染出女主人公感慨年华逝去，无奈空唤青春的情绪。春光是美好的，朱颜也是，但若无人欣赏，再美也是枉然，其美也就失去了意义。或者说，越是美好，就越是遗憾。春光与朱颜，是美丽的，也是易逝的。等到“一朝春尽红颜老”之时，再来欣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她在独自倚阑远眺，等待着爱人归来。
全词由大处着眼，至小处落笔，喻象生动、自然，描写细腻、真实，艺术技巧纯熟。但是全词哀愁太盛，有流于颓废之嫌，格调是不高的。有人分析这首词是李煜的中期作品，表现了作者面对强敌、前途未卜时的抑郁颓丧心情，有一定道理。但是就此说这首词中有对其弟李从善的不满及责备，恐怕有些言过其旨。最好还是将其视为一首虚指较强的闺怨词。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