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画画家画不出时间的延续,须选“包孕最丰富的片刻”画之,使人从一点窥见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一法门,对短小的文学样式似乎也合宜,比如某些短篇小说高手常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不到情事收场先行结束故事,任人寻味。而唐人五绝名篇也常有这种手法的运用,张仲素《春闺思》就是好例。
这诗的诗境很像画,甚而有几分像雕塑。“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城边、陌上、柳丝与桑林,已构成一幅春郊场景。“袅袅”写出柳条依人的意态,“青青”是柔桑逗人的颜色,这两个叠词又渲染出融和骀荡的无边春意。这就组成一幅村女采桑图:“蚕生春三月,春柳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采桑度》),真可谓“无字处皆具义”(王夫之)。于是,这两句不仅是一般地写景,还给女主人公的怀思提供了典型环境:城边千万丝杨柳,会勾起送人的往事;而青青的柔桑,会使人联想到“昼夜常怀丝(思)”的春蚕,则思妇眼中之景无非难堪之离情了。
后二句在蚕事渐忙、众女采桑的背景上现出女主人公的特写形象:她倚树凝思,一动不动,手里提着个空“笼”——这是一个极富暗示性的“道具”,“提笼忘采叶”,表露出她身在桑下而心不在焉。至于心儿何往,末句就此点出“渔阳”二字,意味深长。“渔阳”是唐时征戍之地,当是这位闺中少妇所怀之人所在的地方。原来她是思念起从军的丈夫,伤心怨望。诗写到此已入正题,但它并未直说眼前少妇想夫之意,而是推到昨夜,说“昨夜梦渔阳”。写来不仅更婉曲,且能见昼夜怀思、无时或已之意,比单写眼前之思,情意更加深厚。
“提笼忘采叶”,这诗中精彩的一笔,是从上古诗歌中借鉴而来。杨慎早有见得,道是:“从《卷耳》首章翻出。”《诗经·周南·卷耳》是写女子怀念征夫之诗,其首章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斜口小筐不难填满,卷耳也不难得,老采不满,是因心不在焉、老是“忘采叶”之故,其情景确与此诗有神似处。但就诗的整体说,彼此又很不同。《卷耳》接着就写了女子白日做梦,幻想丈夫上山、过冈、马疲、人病及饮酒自宽种种情景,把怀思写得非常具体。而此诗说到“梦渔阳”,似乎开了个头,接下去该写梦见什么,梦见怎样,但作者就此带住,不了了之。提笼少妇昨夜之梦境及她此刻的心情,一概留给读者从人物的具体处境回味和推断,语约而意远。这就以最简的办法,获得很大的效果。因此,《春闺思》不是《卷耳》的摹拟,它已从古诗人手心“翻出”了。
这是一首送别诗,写诗人在湘江入洞庭湖的渡口送别友人。全诗大半写景,不见伤别字面,只是将一片离情融入景中。
首联、颔联写“湘口”所见:先是放眼湘江水岸,看到暮霭、芦苇、田野;接着远眺云梦,但见飞雪、去雁;最后注目孤舟离人。诗的前三句,境界阔大,气象雄浑。“中流欲暮见湘烟”,“中流”即江心,这是江面宽阔的地方,此时在暮霭的笼罩下更显得苍苍莽莽。“岸苇无穷接楚田”,“楚田”即田野,春秋战国时期湘江流域为楚地;“岸苇无穷”已有深远之意,再与“楚田”相接,极写其空旷广袤。“去雁远冲云梦雪”,“云梦”是有名的大泽,在洞庭湖以北的湖南、湖北境内,孟浩然曾以“气蒸云梦泽”(《临洞庭上张丞相》)来状写它的壮伟,这里则以“云梦雪”来表现同样的境界。经过此番描画之后,方才拈出第四句点题:“离人独上洞庭船”。此句一出,景语皆成情语。飞雪暮霭,迷漫着一种凄冷压抑的氛围;四野茫茫,更显出离人的伶仃;大雁孤飞,象征着友人旅途的寂寞艰辛。作者或用正面烘托,或用反面映衬,或用比兴之法,寄寓自己的伤别之情。这里,诗人并没有直接表达心绪,只是将几组景物纳入同一画面之中,使它们发生内在的联系,通过画面显示特定的意境。这样,既有壮阔生动的自然景象,又有深邃内在的个人情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颈联“风波尽日依山转,星汉通霄向水悬”写洞庭湖的景象,并非实写,而是由“洞庭船”引发的想象,故而在时间上并不承上,“暮”、“雪”不见了。这两句是说,洞庭湖波翻浪涌,奔流不息,入夜,则星河璀璨,天色湖水连成一片。洞庭湖是浩瀚而美丽的,然而诗人此写并不是出自对洞庭奇观的激赏,风波之中,星汉之下,始终有着孤舟离人。因而,他对洞庭湖水的描绘,流露着对友人一路艰辛的关切,而有关星河高悬的遐想,则是对孤舟夜渡的遥念。诗人的这种情思同样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孤舟离人和洞庭景象这前后两幅画面的巧妙组接来加以体现的。
尾联“零落梅花过残腊,故园归去又新年”是说友人归去当及新年,而自己却不能回去。“零落梅花”是诗人自况,也是一景。由腊月而想到梅花,由“残”而冠以“零落”,取景设喻妙在自然含蓄。此联固然表现了诗人的自伤之意,但同时也表现了念友之情,因为诗人之所以感到孤独,完全是由友人的别离引起的,故而这种自伤正是对友人的依恋。
李频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这首诗堪称其代表作。全诗八句倒有七句写景,湘江的暮霭,江岸的芦苇、田野,云梦的飞雪、大雁,渡口的孤舟、离人,洞庭的风波、星河,以及腊月的梅花,等等,真是纷至沓来,目不暇接。诗文有所谓“主宾”一说,主是中心,“无主之宾,谓之乌合”(王夫之《姜斋诗话》)。在这首诗中,作者把孤舟离人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围绕这个中心层层设景;又从孤舟离人逗出情思,把诸多景物有机地串联起来。故而全诗显得章法齐整,中心突出,而且融情入景,与一味作感伤语的送别诗不同,自有一番悠悠远思的风韵。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他出任永嘉太守的矛盾心情,懊悔自己既不能像潜藏的虬那样安然退隐,又不可能像高飞的鸿那样声震四方,建功立业。第二层写他在病中临窗远眺。第三层写他的思归之情。
前八句为第一层,主要写官场失意后的不满与当时矛盾的处境。魏晋南朝时代权力斗争激烈,仕途风波险恶,因此士族文人既有进取之志,又有企羡隐逸之心,而诗人所面临的,却是两者俱无所得的困境。诗一开头即由此下笔:“潜虬”一句喻深藏不露、孤高自赏的生活,“飞鸿”一句喻奋进高飞、声名动世的境界;下面两句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自己都不能做到,深感惭傀。四句中,第三句紧接第二句,第四句远承第一句,诗意连贯而有变化。以上四句用形象的比喻写出自己的困境,但为何会这样,并未交代清楚,所以又有后四句把前四句加以落实。“进德”谓进取功业,施恩德于世人,与“飞鸿”一句相应。——但虽有此志,却是才智不及。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耿直守正,乃至受人陷害。“退耕”谓退隐田园,以耕作自资,与“潜虬”一句相应。——但徒怀此愿,却是力所未能。以谢氏的富有,当然谈不上“退耕力不任”的问题。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颇有退隐之心,只是为形势所格,无法实现。因为当时谢灵运如果拒绝赴任,就是公开表示与当权者对抗,极可能招致更大麻烦。下面进一步写自己于无奈中来到这偏僻的海隅,入冬后久卧病床,所对唯有萧索枯瑟之空林。全诗由虚入实,由远及近,气氛渐渐降到最低点。
自“衾枕”以下八句为第二层,写登楼所见满目春色。“衾枕昧节候”紧承前一句”卧疴对空林”而来,写卧病中不知不觉,已是冬去春来,同时自然而然引出下旬“褰开暂窥临”。“暂”谓短时间,有抱病强起之意。“倾耳”、“举目”两句,写出诗人对自然风光的极度喜爱。池塘水波轻拍,在倾耳细听之际,令人虑澄意解;远山参差耸立,于放眼遥望之中,使人心旷神怡。眼前是一派景色:“初景”即新春的阳光,正在革除“绪风”即残冬的余风,“新阳”即春代替了“故阴”即冬的统治。“初景”、“新阳”写出总体的感受,是虚笔,下面“池塘”、“园柳”两句,转为近景的具体描绘。“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诗中最著名的诗句之一,曾引起很多人的赞赏,甚至引出一些带有神秘性的传说。但也有人提出:这二句实在很平常,没有什么可夸耀的。究竟应如何看待,颇可稍加分析。
看起来,这一联诗(特别是前一句)确实很平常,毫无锤炼之功,所写景色亦并无特别之处.但应该注意到,它很好地表现了初春之特征及诗人当时的心情。池塘周围(尤其是向阳处)的草,因为得池水滋润,又有坡地挡住寒风,故复苏得早,生长得快,其青青之色也特别的鲜嫩,有欣欣向荣的生气。但它委实太平常,一般人都注意不到。谢灵运久病初起,这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景色突然触动了他,使之感受到春天万物勃发的生机,于是很自然地得到这一清新之句。“园柳变鸣禽”,写柳枝上已有刚刚迁徙来的鸟儿在鸣叫,这同样是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两句诗表现了诗人敏锐的感觉,以及忧郁的心情在春的节律中发生的振荡。再有,宋初诗坛,以谢灵运其人为代表,有一种追求佳句的风气,而通常的佳句,都以反复雕琢、精于刻画取胜。在这样的风气中,此种自然生动而富有韵味的诗句,更显得特出。总之,放在特定的文学环境和具体的诗篇之中来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确不失为佳句,单独抽出来加以评论,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从全诗来看,写到这里,情绪渐渐转向开朗欣喜的暖色调。
第二层是全诗最精彩的部份。诗人在病榻上度过了一个冬天,现已是初春时节了。他凭窗而坐,倾耳细听远处波涛拍岸之声;举目远望群山起伏之影。而近处所见的景致则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人从冬去春回的众多景象中选择了一个细小而典型的镜头:不知不觉间楼外枯草瑟瑟的池塘里竟然春草繁生了;小园垂柳丛中禽鸟鸣声也已变换。正是从池塘小园的变化中,久病的诗人突然意识到,外面已是一派浓郁的春意。这里写景,有声有色,远近交错,充满了蓬勃生气。“池塘”二句为历来诗论家交口赞赏。它的妙处就在于自然清新,不假绳削。
最后六句为第三层。开头两句由登楼观春联想到古代描写春景的诗,借用典故表示自己的感慨,情绪又转向感伤。“祁祁伤豳歌”的“豳歌”,指《诗经·豳风·七月》一篇,诗中有“采蘩祁祁”等描写春景之句。“伤豳歌”,按照《毛诗序》《诗谱》等传统的解释,《七月》是周公在遭受流言、出居东都以避谗害时作的,谢灵运用此典故,带有暗喻的意思。“萋萋感楚吟”的“楚吟”,指《楚辞·招隐士》一篇,其中有“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所谓“感楚吟”,是说有感于隐士的生活。这两句回复到第一层的内容,但并非单纯的重复,而是表示要从困窘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决心走隐居的道路。接着“索居”“离群”两句,写隐居生活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面,意思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使人容易感到岁月漫长,枯索无味,难以安心。这两句从诗意上说,是指一般人的想法,并非说自己。但在潜在心理上,这种被否定的想法,也隐约透露了他自己的某种疑虑。谢灵运出身华胄,为世人所重,且骄纵自负,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对于他确非易事。但不管怎祥,他归隐的决心已下。全诗结束两句说:“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无闷”语出《周易·乾卦》,意谓大德之人,避世而无所烦忧。这两句意思是:坚持节操岂止古人能够做到,《周易》所谓“遁世无闷”在今人身上同样可以得到征验!这样,诗的情绪便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以高亢的声调收结全篇。也就在这大约半年之后,谢灵运终于称疾辞职,归隐到始宁的祖居。
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郁闷,或是比兴,用虬和鸿的进退得所来说明自己进退失据;或是直抒胸臆,诉说独居异乡的孤苦;或是以景写情,用生趣盎然的江南春景,来衬托诗人内心的抑郁。
此诗以登池上楼为中心,抒发了种种复杂的情绪。这里有孤芳自赏的情调,政治失意的牢骚,进退不得的苦闷,对政敌含而不露的怨愤,归隐的志趣等等,虽然语言颇觉隐晦,却是真实地表现了内心活动的过程。诗中写景部分与抒情结合得相当密切,并且成为诗中情绪变化的枢纽。对景物的描绘,也体现出诗人对自然的喜爱和敏感,而这正是他能够开创山水诗一派的条件。只是,语言过于深奥、句式缺少变化,因求对仗而造成某些重复,也是显著的弱点。这些都有待于诗歌的发展来纠正。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