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

　　诗的一二句从远处着笔，写诗人极目天涯时所见所感。三四句从近处着墨，写诗人凝视碧山的所见所感。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写望，但从望的感受上落笔，不具体写望见些什么。诗人远望时正当黄昏，夕阳西坠，他遥望故乡，故乡不见，远在天涯。这时候，他看到了落日，又想到落日之处就是天涯，然而明明白白地看得见落日，却仍然望不到故乡。这两句，把思家的愁苦表现得很深刻。

　　　诗先以落日处即天涯作衬，使后句望不见故乡的失望更重更深，在表现时却不直说，而是通过两个“天涯”的反复吟咏比较，让人从中体会出来。以落日喻天涯，是从《世说新语·夙惠》中得到启发。《世说新语》载：晋元帝曾问明帝：“长安与太阳谁远。”明帝起先回答太阳远，因为没见过有人从太阳那儿来。后来又改口说太阳近，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后来人们常用这典故，以天涯太阳比喻远。如唐岑参《忆长安曲》云：“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就是在所忆之处与太阳上做文章。

　　“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从近处着墨，写诗人凝视碧山的所见所感。“已恨”句转折巧妙，既承接上句，补充说明“不见家”之由，又“暗度陈仓”，由前二句着眼于空间的距离转到着眼于空间的阻隔。故乡不可见，不仅因为距离遥远，还因为路途阻隔，所以通出一个“恨”字来。第三句用“已恨”二字领起，无限感慨已在其中。第四句再递进一层，故乡为碧山阻隔，已令人恨恨不已，何况眼下碧山又被暮云遮掩。

　　诗用“还被”二字唤起，障碍重重，恨重重。再说，山本可用青、绿形容，用“青”也符合诗的平仄要求，可是诗人却用碧字，大约是因为青、绿较为轻、明，碧较为重、暗，不仅更符合等色苍茫中山的色彩，而且能唤起凝童情绪。而当苍茫的暮色遮掩住碧山，凝重压抑感也就更加强烈。诗至结尾，随着时间的冉冉推移，诗人的视野由远而近、由大而小的逐步收缩，色调的由明而暗的变化，结构上的层层递进，那乡思也就愈来愈浓郁，以致浓得化不开。

　　全诗四句，分四层意思，层层深入，不断推进，把思想感情发挥到极致。中国古代诗词作法，有透过一层、加一倍写法。这种写法，有用在一联中的，如杜甫《夜闻觱篥》云：“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本意写行路难，再加写遍地战争，行路就更难了。又如李商隐《无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也是如此。更多的是用若干句透过一层，如宋徽宗《宴山亭·北行见杏花》词：“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写思念故宫，故宫不见，转而梦见，最后连梦中也见不到，把感情的波浪重重推向高涨。李觏的这首诗，也是采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突出了诗人归乡无计的无奈和痛苦，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深挚浓厚的思念之情。

结构赏析

　　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人，赵惠文王得到稀有美玉和氏璧，秦昭王诈以十五座城相交换，赵王于是令蔺相如奉璧入秦，见秦王无意兑现诺言，终不辱使命而完璧归赵。文章始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即表示了异议，然后以分析秦、赵时势入手，指出赵国有诸多失策之处，而蔺相如完璧归赵实为“天固曲全之哉”。王世贞此论，言辞咄咄，非纯为凿空之谈。

　　文章第一段，作者力排众说，对蔺相如“完璧归赵”一事“未敢以为信也”。开门见山，毫无遮拦。接着分述其观点，展开全文。《史记》所载的“完璧归赵”始末，事启端于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结束于“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作者据此断言，虽秦强赵弱，但秦“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也就是说秦当时的本意只是想要得到和氏璧，而没有打算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作者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和氏璧事件的本质方面，而不去纠缠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情节，根据史实得出了使人信服的论断。然而作者并没有以事后的认识去苛求古人，而是允许赵国对秦的实情本意有“得”与“不得”的两种选择；对秦的威胁有“畏”与“弗畏”的不同反应。偏执一言，就不近情理；面面俱到，才让人心服口服。赵国的“得”与“不得”，“畏”与“弗畏”都无可非议，作者要批评的是蔺相如“既畏之而复挑其怒”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换句话说，无论蔺相如如何智勇，而做出可能招致“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的事，也是不足取法的。作者跳出前人只见个人不见大局的窠臼，正本寻源，一新读者耳目。

　　文章第三段，作者以“得”与“畏”为前提错综组合成四个判断，包罗了赵国的一切可能情况，令人信服地得出了所谓“两言决耳”的必然性结论——“予”或是“弗予”。承认作者的前提就必须承认他的结论，这就是逻辑力量的所在。第三段中作者为蔺相如拟设了一段对秦王的言辞，其所以有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以城易璧则民怨，不予城而欺赵则失信于天下这样的二难推理。秦王要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就只有“返璧”这唯一的出路。本文区区不足四百字，却包含了几处严密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卓越的史识是这篇文章的躯体的话，那么支撑它的正是强有力的逻辑之足。

　　文章最后一段，作者为了不使读者生疑，作者便用归结于天的说法，含蓄地表示虽然完璧归赵了，可是也不能说明蔺相如的做法正确，恶果没有产生，只是事出偶然罢了。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者此处是反其意而用之。

　　纵观全文。文章开头一句揭示全文论旨，“人皆称之”与“予未敢以为信”一反一正相对提出，自然地引发下文。文章的主干是第二、三两段。作者先论“情”，后析“理”，双管齐下。论“情”，则由秦及赵丝丝入扣，抓住“得”“畏”二字论清蔺相如“既畏而复挑其怒”的失策。析“理”，则先破后立多方设想，辩清“曲”“直”两字，证明“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的荒悖。“情”“理”两层文有先后，意有轻重，作者思路清晰可见。

文学赏析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很好地在他这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里表现出来。散文特征在语言上是求简与求精相结合的。所谓“求简”，就是字数、篇幅简要；所谓“求精”，就是语言精当，语意精辟。例如首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语言上求简与求精相结合，言简意赅地发表了作者的论点。该文是一篇翻案文章。翻案文章独执异议，贵在识见高远，令人信服。该文开篇对世所称誉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实，予以否定，先声夺人。接着，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予以否定的理由。首先，文章分析秦以十五城之空名取璧的真实意图，指责蔺相如之所为是“既畏而复挑其怒”之举，是失于智。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蔺相如的所谓曲直论，先明秦赵“两无所曲直”，后又代蔺相如策划，指出蔺相如“使舍人怀而逃之”是“归直于秦”，是失于信。最后，文章分析相如完璧的后果是族灭国破，是失于利。这样，文章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而逼出了全文的结论：“蔺相如之获全於璧也，天也。”这里的“天”，是指当时的客观形势。行文至此，文章已可作结，而作者又列出“劲渑池”“柔廉颇”两件事，表面上与上文关系不大，但在“愈出而愈妙于用”一句中，表现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认为，蔺相如的所谓“智”“勇”，不是为了赵国，而是为了自己，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纵横家的权谋机巧而已，这，其实是触摸到了纵横家的本质。因而，该文结论之后的余波，决非可有可无的续貂之笔，用意特深。章法上散聚结合，定主宾之序、掌均变之衡，征节奏之美，懂疏密散聚，知大小曲直，驭圆缺参差，见开合呼应，求从顺言自然。审美上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

　　这首七律，诗人写自己身处暗世、有志难伸、怀才不遇、走投无路的困境和内心的烦恼。通篇夹叙夹议，评论时事，陈述怀抱，满篇韵味，生动感人。

　　诗的首联概述诗人的境遇和处世态度。“酒瓮琴书伴病身”，开头七字，形象逼真地勾画出一个当时封建社会中失意潦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只有三件东西：借以泻愁的酒瓮，借以抒愤、寄情的琴和书，诗人是十分贫寒、孤独的。可是诗人对这种贫苦生活所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熟谙时事乐于贫”。原来他“乐于贫”乃是因为对当时晚唐社会的昏暗社会现实非常熟悉。“熟谙”一词，总括了诗人“年年名路漫辛勤，襟袖空多马上尘”（《感秋》）的长期不幸遭遇；也暗示出上句“病身”是如何造成的。“乐于贫”的“乐”字，表现了诗人的耿直性格和高尚情操。这样正直、高尚的人，不能“乐于”为国施展才华，而只能“乐于贫”，这是统治者造成的真正悲剧。

　　紧接着，诗人进一步表明“乐于贫”的心迹：“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意思是说：我宁愿安守穷途，做天地间一个隐逸诗人；决不愿获取俸禄，当人间的庸俗官吏。这一联警句，上下对仗，一取一舍，泾渭分明，坚定有力，震慑人心。这种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进一步表现出诗人冰清玉洁的品格。

　　诗人说宁愿作“闲吟客”，第五句对“吟”什么作了回答：“诗旨未能忘救物”。诗人困于蒿莱，也不消极避世，而是始终不忘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他的诗多是“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秋日山中见李处士》），表现出一片救物济世的热情。正因为他的诗“多主箴刺”，而不能为世所容，以致“众怒欲杀之”（见《唐才子传》）。故诗的第六句深深慨叹：“世情奈值不容真！”真，指敢于说真话的正直之士。“不容真”三字，深刻地揭露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现实社会。这两句是全诗的重点和高峰。诗人单刀直入，揭示了志士仁人和黑暗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

　　诗的最后两句，以苍凉悲愤的语调作结：“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一生怀才不遇，壮士莫酬，内心的痛苦，无处诉说。诗人说：“吾唐”虽大，却没有正直之士容身之地，我只好遁身世外，做个隐逸之人。在《离骚》中，屈原也是掩泪叹息：“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此诗结尾两句和《离骚》的卒章同样感人。诗中刻画了诗人白发满鬓、愁容满面、仰天长啸、老泪纵横的形象。

　　这首诗以议论为主，但议而不空，直中见曲，议论同形象相结合，议论中又饱和着浓郁的感情，字字句句“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惠洪《冷斋夜话》），充满着悲切和激情。在谋篇布局上构思精巧，结构层层推演，环环相扣，步步进入：首联“乐于贫”，带出颔联“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颔联“闲吟客”带出颈联“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颈联“不容真”，带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又与开头“酒瓮琴书伴病身”相呼应，浑然一体。随着层次的推进，诗人的形象越来越鲜活；诗人感情的波涛，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逐步推向高峰；诗的主旨也一步一步开拓、深化。此诗的意境转过一层又一层，愈来愈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