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池,是北宋汴京著名的苑囿,风景美丽。这首词的特点是采用赋体,充分利用长调篇幅大、容量多的优势,尽量铺叙,尽情抒写,结合风景的描绘寄寓身世之慨,笔触细腻,委婉动人。
整个上阕好像展开一幅画卷,从汴京的顺天门一直铺向金明池,上有轻云淡曰,穹窿一般的天宇;中有似雪杨花,随风飘卷,间杂着三点两点细雨,洒向京城的大道,洒向大道上的游人。轻尘被细雨浥过,空气格外显得清新。而一枝鲜花伸出墙头绿茵似的芳草铺满长堤,风景格外优美。到了近郊,又只见水绕人家,桥当门巷。对对黄莺、双双紫燕,在花丛间飞来飞去。
词人在描绘这些景物时并不是纯客观地摹写,而是用多种手法加以衬托点染。第一是赋与自然景物认人的感情,即拟人化。此词所写的“好花枝、半出墙头,似怅望芳草王孙何处”便带有“闺房之意”。花枝出墙,竟似美人一般,缅怀着惆怅之情,望着远去的王孙公子,是花枝惹人,还是人惹花枝,几乎难以分辩。第二是以动衬静。第三是注意色彩的点染。如青、紫、似雪的杨花,已正面写出三种颜色。至于“好花枝”当为红色,芳草与水,当为绿色,这是暗写。
下半阕转入抒情。过片以问句形式,紧扣上半阕所写之春景,转折之中,意脉不断。“怎得东君长为主,把绿鬓朱颜,一时留住?”一方面是表示对大好春光的一片留恋之情,一方面是抒发人生无常、青春难久的感慨。至此,整个词情便由欢乐转入纵酒听歌,由纵酒听歌再转入悲伤愁苦,结句则宕开一笔,逗“归欤”之叹。
此词上半阕着重写乐景,下半阕着重写哀情,“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诉”,写美人唱情歌,才子饮美酒,乐则乐矣,然其中已有及时行乐的颓放思想。此以表面之乐衬内心之悲,所以下面“况春来”三句把“伤心”“愁苦”倾泄出来。
此词结尾三句不是通常的以景语作结或情语作结,而是以动态作结。前面说“况春来,倍觉伤心,念故国情多,新年愁苦”,感情已十分消沉;至“宝马嘶风,红尘拂面”,系回映前半阕游赏,本该感情一扬;然一“纵”字,则变为决绝语,意为即使游赏金明池再怎么快乐,词人也得回归故乡,感情极为沉痛。
石榴是美丽女子与纯洁爱情的象征,诗人盛赞了婀娜的榴枝、繁富的榴实、轻盈的榴膜、鲜丽的榴子,表现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然而尽管石榴比碧桃还要美丽娇艳,却也无法红颜“一千年”。《石榴》既是生命的挽歌也是爱情的悼亡诗。“榴”字凡四叠,分别写其枝、实、膜、子,突出了石榴的美艳,读来春风扑面,不独上下句复辞,联内亦复辞。“碧桃”联袂而出,深叹人间红颜易逝,唯有深藏于心底的真诚与美好的情感才真的可以“碧桃红颊一千年”。
在艺术特色上,此诗运用了复词重言的手法,从而使节奏回环,词脉婉曲。李商隐写过许多这样的诗。有同步往复的,如“一弦一柱思华年”,“此花此叶长相映”。有同句双步往复的,如“一夕南风一叶危”,“半留相送半迎归”。这种同句不同音步的重叠往复,又可以组成对仗的一联,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堂西畔桂堂东”;“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还有同联内前后一次单复的,“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还有同联前后蝉联的,如“巴江可惜柳,柳色绿侵江”;“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也有同一联前后句首尾衔顾,使回环增大,涵盖全联的,如“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惟独这《石榴》一首诗内多次连环回复,大小回环相套,读来意韵连绵,回味无穷,绕梁三日,挥之不去。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