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愁别恨,也是一个亘古常新的主题。但在写法上却各有不同,因而词的艺术感染力也就各异。严仁的这首词,以借景抒情取胜。
“一曲危弦断客肠”。写楼上别筵情景:宴席将散,一曲哀弦,愁肠欲断。万种愁情,借琴曲传出,令人魄荡魂销。首句便给通篇定下了基调,接着,作者又将笔对准到河桥附近的帆船上:人已进船,船舵和桅、“一转”,包含几许离愁别恨!这一句由将别而即别,词意推进一层,惜别的气氛更为浓厚。“江心”句由即别转到方别。帆随云动,写出了似为云所“带”的主观感觉。“楼上”一句,从对方着笔,终于拈出一个“泪”字来,把抒情气氛推上了高峰。
以上两句互为对偶,各写一方,将惜别之情,写得深挚感人。
下片直接抒写离情别意。头两句仍为写景。碧草芳美,岸柳才芽,青春作别,倍觉魂销。正是“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两句以美好的春景,反衬惜别之情。“载将”一句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离恨”写得具体而有分量。结拍二句改设问为肯定语气,是全词一气写分别至此必然的感情蕴积。以悠悠不尽的东流江水,喻绵绵不断的离别愁情,使主题进一步深化,令人回味不绝。
作者在上片借景抒情,层次分明,步步推进,虽不点破,却蕴蓄着浓厚的惜别之情,是融情于景的典范。下片惜别之情滔滔而出,亲切可感,表现出作者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首诗,《毛诗序》以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但吴闿生却认为是讥刺。他在《诗义会通》中说:“案《崧高》、《烝民》二诗,微指略同。皆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意。《序》皆未能发其义。《烝民》语意较显,汉儒犹有知之者,此篇则喻者益少。然二篇笔意相似,惟此为弥隐耳。先大夫曰:迭称王命,所以深著王之远贤。郑笺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最得其旨。殆三家遗说,郑偶采及之,非毛义也。‘不显申伯’三句,先大夫曰:‘深惜其远去也。’”这首诗应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渥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西周末期,其南方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等侯国。由于王室卑微,这其中一些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并不怎么顺从王室,叛乱时有发生,所以派谁去统领侯国,安抚南方,对当时的周王室来说,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了。申国为周初所封,西周末年依然强大,在众侯国中有一定的威望。申伯入朝为卿士,在朝中有很高威信。鉴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申伯是王室贵戚(宣王元舅),故宣王改大其邑,派他去作南方方伯。所以,宣王分封申伯于谢,有其政治目的,完全是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尹吉甫为什么对分封申伯于谢之事加以郑重叙写,周王为什么在分封时反覆叮咛、殷勤眷注,为什么京师之人看到申伯启程欢欣鼓舞,知道了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从布局谋篇及结构上看,这首诗有明确的线索,一定的顺序。全诗八章。首章叙申伯降生之异,总叙其在周朝的地位和诸侯中的作用。次章叙周王派召伯去谢地相定申伯之宅。三章分述宣王对申伯、召伯及傅御之命。四章写召伯建成谢邑及寝庙。五章为周王期待申伯为天子效命的临别赠言。六章叙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七章叙申伯启程时的盛况。末章述申伯荣归封地,不负重望,给各国诸侯们作出了榜样,并点明此诗作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王命为线索,以申伯受封之事为中心,基本按照事件发展的经过来进行叙写的。但由于要表示宣王对申伯的宠眷倚重,故诗中又每事申言,不厌句义重复,可以说这是《崧高》一诗的显著特征。严粲《诗缉》说:“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此诗每事申言之,写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难以一一穿凿分别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两句,孔颖达疏曰:“此复云‘王命召伯’者,召伯营谢既成,遣使报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复命以此事。”顾广誉《学诗详说》评曰:“此以辞害意也。只是一时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归谢所由得遄行耳。《集传》谓:‘召伯之营谢也,则已敛其税赋,积其餱粮,使庐市有止宿之委积,故能使申伯无留行也。’盖举其国中之峙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正因为孔颖达不视王命为“一体”,强加分别,附会穿凿,所以招致顾氏之讥。
这首诗的起首二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为后人所激赏。方玉润说:“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又曰:“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既指出起句的艺术特征,又点明了它的用意和深远影响。读此二句,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倒不是杜甫的“呈献巨篇”,而是其《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开头两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及其评语。有人说这二句:“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又有人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崧高》的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所以以此二句发端,就显得称题切旨,可谓气势雄伟,出手不凡。杜诗与此机杼正同,波澜不二。后世诗中除老杜这一联外,能具此神理而堪与之比肩者实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