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自起句至“骨肉十年终眼青”为第一段,写送别。它不转韵,穿插四句七言之外,连用六句九言长句,用排比法一口气倾泻而出;九言长句,音调铿锵,词藻富丽:这在黄庭坚诗中是很少见的“别调”。这种机调和词藻,颇为读者所喜爱,所以此诗传诵较广,用陈衍评黄庭坚《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是“此老最合时宜语”。但此段前面八句,内容比较一般:说要用蒲城的美酒请王纯亮喝,在酒中浮上几片屈原喜欢吞嚼的“秋菊之落英”,酒可用来浇消王郎胸中的不平“磊块”,菊可以像陶渊明所说的,用来控制人世因年龄增而早衰;要用歙州黟县所产的好墨送王,用王维《渭城曲》那样“阳关堕泪”的歌声来饯别,墨好才能让王郎传写“万古文章”的“心印”(古今作家心心相印的妙谛),歌声以表“兄弟”般的“一家”亲戚之情。此外,这个调子,也非作者首创,从远处说来自鲍照《拟行路难》第一首“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等句;从近处说,来自欧阳修的《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嘉》起四句:“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鬂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虽有发展,仍属铺张,不能代表黄庭坚写诗的功力。到了这一段最后两句“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才见黄诗功力,用陈衍评《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就是露出“狂奴故态”。这两句诗,从杜甫诗“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化出,作者还有类似句子,但以用在这里的两句为最好。它突以峭硬矗立之笔,煞住前面诗句的倾泻之势、和谐之调,有如黄河中流的“砥柱”一样有力。从前面写一时的送别,忽转入写彼此长期的关系,急转硬煞,此其一;两句中写了十年之间,彼此奔波千里,到了头发发白,逼近衰老,变化很大,不变的只是亲如“骨肉”和“青眼”相看的感情,内容很广,高度压缩于句内,此其二;词藻仍然俏丽,笔力变为遒劲峭硬,此其三。这种地方,最见黄诗本领。
第二段八句,转押仄韵,承上段结联,赞美王郎,并作临别赠言。“连床夜语”四句,说王郎来探,彼此连床夜话,常谈到鸡声报晓的时候,王郎学问渊博,像“无底”的“书囊”,谈话的资料没完没了;欣喜王郎读书有得,功深如此,别后必然继续猛进,就不用怨恨书信不能常通了。由来会写到深谈,由深谈写到钦佩王郎的学问和对别后的设想,笔调转为顺遂畅适,又一变。“炒沙作縻”四句,承上读书、治学而来,发为议论,以作赠言,突兀遒劲,笔调又再变而与“江山”两句相接应。这四句的意思是:追求写“工巧”的文章,像“炒沙作縻”,无法填饱肚子,像镂刻冰块,不能持久;应该收敛心神,潜心道义,战胜虚华,才能体会出孔子、孟子之道如日月经天。黄庭坚致力于词章,力求“工巧”,但又有文章要为“道”服务的观念,所以认为读书治学,要以身体力行孔、孟之道为主。实际上黄庭坚本身是诗人,不可能真正轻弃词章,这里只是表现他把儒家的修身、济世之道放在第一位而已。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说王郎的弟弟能替他管理家事,妻子能烹制美餐孝敬婆婆,儿子能读诗书,女儿能织丝麻,家中无内顾之忧,可以好好烹茶读书,安居自适。王郎曾经考进士不第,这时又没有做官,闲居家中,所以结尾用这四句话劝慰他。情调趋于闲适,组句仍求精炼,表现了黄诗所追求的“理趣”。
这首诗多数人喜欢它的前半,其实功力见于“江山千里”以下的后半。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入思深,造句奇崛,笔势健,足以药熟滑,山谷之长也。”要体会这种长处,主要在后半。
这首诗把离情表现得高洁纯真,不似前人作品般悲切哀伤,此种手法少见于初唐诗歌。前两句是写长长的秋夜寒冷,渲染离别时难舍的气氛。后两句用“玉壶冰”表明心情,体现了两位朋友之间坦诚相见的真正友谊。
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并不是说君子把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看得比水还要淡,而是说:君子之间的友谊应该像清澈见底的水一样纯洁。这首诗正体现了这种纯洁的友谊。
诗的前二句运用了倒装句法,先说“夜永"、“更寒”,然后再倒转回去说:在秋高气爽的秋日黄昏,他和一位朋友已经促膝话别。这种章法的运用,改变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的方式,强调了“更寒”、“夜永”,突出了两位挚友之间依依惜别的心情。收到了化平铺直叙为起伏跌宕的艺术效果。“秋澄”、“夜永”巾的“澄”、“永”,不只是点明节序的特征与时间,而且也映带出朋友之间的真诚相见与友谊长存;“凉夕”,“寒更”中的“凉”、“寒”也同样是不只说明环境的“凉”、“寒”,而且显示出一对朋友在临别之际心绪不佳。倒装、侧重、心与境谐等艺术手法被诗人揉合在两句诗中,显示出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
既然两人的友谊是那样的深长,在离别之际用什么赠给对方就值得思考了。“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这出人意表的两句诗体现了两位朋友之间坦诚相见的真正友谊。诗人赠给对方的,不是客套式的祝愿,而是一颗冰清玉洁的心。在这首诗中,诗人把自己的“离心”比作“玉壶冰”。其命意同于王勃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旧时注释家都称赞此诗“写景之妙”,清代的黄生说这首诗“可作暮春山居图看”。
第一句,“暮春三月巫峡长”。自重庆奉节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两岸,层峦叠嶂,无处不峡,其中最险者称“三峡”。晋代左思的《蜀都赋》中就写道:“经三峡之峥嵘。”但历代关于三峡的名称的说法不一,如明月峡、黄牛峡也曾被列入三峡中,在杜诗中也有“三峡传何处”的发问句。通常习惯上把瞿唐峡、巫峡和西陵峡称为三峡。在三峡中,巫峡数长,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暮春,春将过去。在唐代以前,南北朝人写诗,不时表达惜春的感情,如“无令春色晚”,“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不愁花不飞,倒畏花飞尽”,等等。杜甫写“暮春三月巫峡长”,把暮春和“巫峡长”联系起来,似乎峡中的暮春三月也较其他地方的暮春三月为长,这就一反惜春的老调,有了新意。
第二句,“皎皎行云浮日光”。清代著名杜诗注家仇兆鳌解释道:“云浮日光而过,其色皎皎然,雷雨将作矣。”仇氏的意思是说诗人写这第二句是为了引出写雷雨的第三句。清代另一位注家杨伦也作同样的理解。按照一般的诗法观念,说七言律的第二句引出第三句,或者说第三句承应第二句,大致无错。但对于大诗人的作品,却也不能一概地用诗法模式去套,从而作出刻板的解释。杜甫的这首《即事》诗是拗体七律,对拗体诗,前人常从它的平仄、黏连等形式不合常规律诗的格律这点上作解释。杜甫的拗体诗不仅在平仄形式上表现为“拗”,就是在诗意的起承转合上也会表现出“拗”。这首《即事》诗的第二句未必就是起到引出第三句的作用,而且,“皎皎”是形容皎明之貌,陶渊明诗句“皎皎川上平”,即为例证。杜甫写皎白的行云轻疾而过,并不是写阴云密布,所以仇氏“雷雨将作矣”的见解未必正确。
第二联的上句“雷声忽送千峰雨”是兀起之笔,也反映了彼时彼地忽晴忽雨的实际风光。而且,正是这一句,写出了壮丽场面。凡写暮春风光,即使能够避免哀愁,却也不易写得壮丽。雷雨千峰,却正是一种壮丽的场面。
第二联的下句“花气浑如百和香”是由雨写花。如按老套,就会有雨打花落,或者湿花垂枝之类。杜甫摒却这些,却采用前人写雨后花更艳的意境,李世民《咏雨》诗就写“花沾色更鲜”,虞世南也有“山花湿更燃”的诗句。这里杜甫稍作变化,写雨后花气更浓。关于“百和香”,宋代著名杜诗研究者赵次公引古诗“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说明“百和香”是各种香物的混称。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也云:“百和清夜吐,兰烟四面充。”或谓在实际吟唱时,杜甫此诗中“百和香”的“和”字当读仄声。可备一说,可惜未见训诂文献根据。
第三联写莺燕:“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前人咏春诗中常要出现莺燕,却又最易流入老套。杜甫由雷雨而捕捉住黄莺的一种特殊情状,“黄莺过水”即“过水黄莺”,被雨水打湿了翅膀。仇兆鳌解释道:“莺畏雨,故翻回”。浦起龙《读杜心解》说:“翻回去,雨中栖止不定也”。不少杜诗中写黄莺都很可爱,这首诗中却写它的狼狈形状。娇弱的黄莺遇到雷雨,惊恐翻回,栖止不定,这才真符合它的“性格”。
燕子就不同,诗人写它冒雨劳作,“燕子衔泥”即“衔泥燕子”,浦起龙说“湿,不指泥”,也很有见地,这里写燕子身湿。如果仅仅理解为燕子衔湿泥筑巢,那就流于一般了。细雨蒙蒙,燕子衔泥是常见的,但隆隆雷雨中不一定有燕子飞翔。诗人这里未必是实写,而是赋予想象。既然他写过水黄莺的狼狈,必然要写衔泥燕子的豪壮。诗人必然会凭借石燕的传说,《湘州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即飞。”零陵燕作为一个壮勇的形象,南北朝时人就有描写:“讵得零陵燕,随风时共舞。”(张正见《赋新题梅林轻雨应教诗》)杜甫巧妙地把勤劳的衔泥燕和豪壮的迎风燕结合起来描写,却也正切合这春雷千峰雨的环境,也就使这首《即事》诗的壮丽意境再次升华起来。
尾联上一句“飞阁卷帘图画里”是总结即景风光,此时诗人客居夔州西阁,“飞阁卷帘”当是实写。但结句宕开得很远,一下子说到湖南,“虚无只少对潇湘”。这看来似为突兀,其实也不奇怪。早在阴铿《渡青草湖》诗中就写道:“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源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青草湖即洞庭湖,这是描写“潇湘”之诗,却联系到上游,出现“江连巫峡长”的句子。而杜甫此诗分明写峡中光景,却纵笔飞思,一直写到下游。杜甫曾说他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杜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也是受到了阴铿《渡青草湖》诗的启发。峡中的风景图画是壮丽的,山高水险,雷雨千峰,但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少浩茫广阔。潇湘洞庭,正是浩阔所在。杜甫《长江》诗中就写道:“色借潇湘阔”。有的注家释为:“潇湘之阔,其色皆借资于此,以潇湘乃江水下流也。”为有长江之水,更呈洞庭之阔;长江虽然壮丽,洞庭却为浩旷。诗人本极状峡中暮春景色,忽然荡开作结,写它的不足——“虚无只少对潇湘”,这才真叫大家笔法。杜甫的《去蜀》诗中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东下潇湘,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写《即事》诗时正滞留峡中,这“虚无只少对潇湘”句正是他东下意念的自然流露。正如他在《暮春》诗中写“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一样,所以这种宕开作结更显得情景交融。
此诗诗体属七言拗律,第二联本应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格式,却作了平起格式,这样就构成首联、颔联和颈联都作平起式。首句末三字作“平仄平”,由于此诗首句取平起式,也就呈现所谓“孤平”现象,也属拗句。大凡细检唐代著名诗人近体诗,这类拗体大致自成一格,尤其首句末三字作“孤平”,不时可见,或许自有其规律在,当也不害吟唱。
这是一首描述徭役沉重、民不聊生之苦的诗歌。全诗三章首句均以大鸨这种鸟本不会在树上栖息,却反常地栖息在树上来比喻成群的农民反常的生活——长期在外服役而不能在家安居务农养家糊口,其苦情可见一斑。因为鸨鸟是属于雁类的飞禽,其爪间有蹼而无后趾,生性只能浮水,奔走于沼泽草地,不能抓握枝条在树上栖息。而今鸨鸟居然飞集在树上,犹如让农民抛弃务农的本业常年从事徭役而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一种隐喻的手法,正是诗人独具匠心之处。王室的差事没完没了,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大量的田地荒芜失种。老弱妇孺饿死沟壑,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战乱频仍的现实反映,所以诗人以极其怨愤的口吻对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甚至呼天抢地,表现出人民心中正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随时随地都会像炽烈的岩浆冲破地壳的裂缝喷涌而出,掀翻统治阶级的宝座。
全诗三章语言大同小异,这是民间歌谣的共同点。至于三章分别举出栩、棘、桑三种树木,则纯粹是信手拈来,便于押韵,别无其他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