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
这是一首借咏寒柳而抒伤悼之情的词作,纳兰在词中咏物写人,亦柳亦人,委婉含蓄、意境幽远,可谓是其咏物词中的佳作,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这样评价这首词:“余最爱其《临江仙·寒柳》云:‘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纳兰词亦以此篇为压卷。”
“飞絮飞花何处是”,咏柳咏柳,开门见山:柳絮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花儿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咦,说柳絮自然应该,毕竟是咏柳,可这个”花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谁见过柳树开花呢?明明是咏柳,怎么突然出来个杨花呢?的确,杨树、柳树本是两种不同的树,但由于它们的种子杨花和柳絮都带有白絮能飞,飞絮期又基本相同,因此杨花和柳絮在古典诗词中常常被认为是代表同一个意象,而纳兰在这里用到“杨花”的意象,估计是想要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除了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之外,还因为杨花作为诗词当中的一个意象符号,独有一些复杂的含义。
“疏疏一树五更寒”,“疏疏一树”正是寒柳的意象,而“五更寒”原本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意象,此时交迭在一起,却把夜阑、更残、轻寒这些意象付诸于柳树身上,使柳树获得了人格化的色彩,使柳树更加顺理成章地成为词人的情感投射的客体。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递进一层,似在说明月无私,不论柳树是繁茂还是萧疏,都一般照耀,一般关怀。貌似在写明月,实则是容若自况:柳树就算“疏疏”,就算“憔悴”,也减不了自己一分一毫的喜爱;伊人就算永诀,也淡不去自己一分一毫的思念。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下片转折,由柳树而及女子,由当下而及回忆,是说:最是在柳丝摇落的时候,我更免不了去想起当年的那个女子。
春山,作为诗词中一个常见的意象,既可以实指春色中的山峦,也可以比喻为女子的眉毛。宋词有“眉扫春山淡淡,眼裁秋水盈盈”,便是以春山喻眉,以秋水喻眼,而一“扫”一“裁”,是形容女子描眉画眼的可爱的梳妆动作。春山既然可以比喻为女子的蛾眉,便也可以用作女子的代称,容若这里便是此意。由柳叶的形态联想到蛾眉的妙曼,联想到心爱的女子,曾经的故事。接下来仍是追忆那位女子,即“湔裙梦断续应难”。湔,这里是洗的意思。旧日风俗,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一同到水边洗衣,以为这样可以除掉晦气。上巳节和清明节隔得不远,所以穆修有诗说“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这种户外聚众的日子往往提供给了男男女女们以堂而皇之地偷偷约会的机会。
这首词,曾被那位对纳兰词评价不高的陈廷焯赞为纳兰词中的压卷之作,不知道容若听到了会不会高兴一些呢?无论如何,“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都是性灵之句,非挚情挚性之奇男子无以得之。纳兰何以有此“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的伤感情调?清朝气数正旺盛,却有此醒人气的词人和词作,真是可悲可叹可钦啊!
咏物为古典诗词之大宗,而原其宗旨,“物”本是外壳,是媒介,抒情才是本质,是核心。所以咏物之作要求摹写神理而不能徒赋形体,同时还要不粘不离,保持一个恰好的分寸。以此绳衡这首小词,在“层冰积雪摧残”、“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等句刻画出那婀娜杨柳的“寒意”之外,词人更着重“摧残”、“憔悴”、“梦断”、“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的情感的抒写,亦将他复杂凄咽的内心感受特别深曲又特别准确地传递出来。写寒柳而字里含情,弦外有音,此之谓“言之有物”。
还要深思一层,“言之有物”之“物”究竟能否落实呢?有文章指出这首词借咏柳而寄寓对亡妻的哀思,实亦即悼亡之作。作为一种猜测容或可以,但作为学术研究,在本篇不能肯定作年在其妻逝世之后的情况下,则不可以武断地这样定论。如果说里面寄托有纳兰一贯婉转哀凉的身世之感,那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