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藏叹人境，开阖在天机。
身与江山远，书寻鸿雁飞。
薄情怨青女，偏解透征衣。
行藏叹人境，开阖在天机。
身与江山远，书寻鸿雁飞。
薄情怨青女，偏解透征衣。
本诗是杜濬在入清后为浙江四明（今宁波鄞县的别称）一位名叫邱至山的隐逸之士所写的，诗中以古树喻邱氏，称美其遗民志节，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邱氏的向往之情。
这首诗表面上是一首咏物诗，全用比兴见义。首联谓我曾听说有三株树，从古至今，长盛不衰。“三株树”，清人李调元《雨林诗话》有解释云：“鄞(今浙江鄞县)人邱至山居东皋里，家有古柏一株，两松夹之，轮困袅空，盖南宋六百年物也”。峥嵘，一般用以指山的高峻貌，但这里的用法，大约与“头角峥嵘”之类相同，有不同凡响、超常异群之意。“闻道”二字，不独写出了这一柏二松为人传说、享有盛誉，而且避免了诗的主观色彩，使其“峥嵘”之态更能令读者信服，诗的发端亦颇有深义。
三、四句是第二句的进一步申说。“松知秦历短，柏感汉恩深”。这二句是互文见义，谓此一柏二松，都历史悠久，曾见过秦朝的短命，也曾感受过四百年汉朝的雨露深恩。三株树原是南宋之物，诗人言其身历秦、汉，并非出于疏忽，盖明清之际的遗民之作，以“秦”喻残暴的清朝，以“汉”喻汉族创建的明室，乃是常事。此二句写出了松柏的大节，既是对邱至山的褒扬，也体现了诗人深念故国、蔑视新朝之心。
五六句进一步写古树的节操，是诗人的直言赞关。“用尽风霜力，难易草木心”。这里，“风霜力”自是指易代之际清王朝的血腥屠杀，威胁利诱，而“用尽”二字更可深味，见得此风霜乃是人为的风霜，是有人用了无数气力、费了百般心思施放出的手段；如此，在风霜的极力摧残下的“草木心”犹然“难移”，就弥觉珍贵难得了。这二句一扬一抑、古树的凛然节操跃然可见。“草木心”语出唐张九龄《感遇》诗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因此，这三字中也含有对邱至山坚持隐居生活，不求清王朝功名的赞美之意。
尾联中的“苦楝”是诗人家中所栽之树，诗人以此自喻。诗人用颔、颈二联盛赞三株树
后，到尾联一转，指出其‘孤撑”，即孤立地支撑于天地之间，可见如古树之坚贞、如邱氏之风骨者，天地间实在已太少但下面“休抱恨”三字又是一转：诗人对三株树道，君虽然孤撑，但知今不必再为此孤独而抱恨了，因为——“苦楝亦成阴”，楝树高有丈余，叶密如槐；现在，我家的楝树已长大、亭亭如盖、树荫(“阴”通“荫”）亦如松柏一般宽广，足可与君为伴；言下之意，我这个遗民中之后辈，多年来砥砺志节，已可追陪为邱氏之小友，足慰其寂寞了。这二句一波三折，由人及己，过渡得十分巧妙；句中既言诗人之志，又以苦楝陪衬古树，不失邱氏前辈老成身份，出语亦极得体。
此诗全用比兴，字面上不露痕迹，笔法老到浑成，写古树峻洁之志，而措词亦如刀劈剑削，骨节棱棱，是一首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的佳作。
这是一篇题画之作。诗人借对六朝古都金陵的感慨，抒发对晚唐现实的忧虑。
开篇便是望中之景。“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当是秋风凄厉、秋叶凋零、秋虫哀鸣、秋水惨淡的交响。浮云归于暮山，将是白日的结束，落日悬浮于秋声，亦是一年的残景。凄凉的日之暮、岁之暮的景象，没能使诗人规避，反倒令他入迷。曾伴，犹陪，说明不是瞬间一瞥，不是短暂凭栏，更是痴痴地望着，一直追随着浮云走向消失的轨迹，久久陪伴着为秋声笼罩着的即将沉没的落日。这些常人不愿看、不忍看、更不敢久看的衰图残景，诗人却着魔般的沉浸其中，是反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结合诗题标示的地点，联系三、四句吐露的心境，便知诗人有着难以言说的伤心在。浅层次讲是直面残秋薄暮的感伤，这一中国文人的习惯心理在敏感而哀乐过人的诗人身上更为突出深层次讲，是异质同构的彻悟触动的哀痛。此地曾是南朝六代建都之地。当年金陵，佳丽所萃，而今唯有废墟残景；追昔抚今，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战乱不已的晚唐王朝，不也危机四伏、摇摇欲坠。诗人悟出。历史上六个小朝廷昏庸无道的短命亡国。现实中晚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不也和自然的浮云落日一样。都是走向总崩溃的末日。这里确乎有异质同构的关系在。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种种悲慨涌上心头，笼罩天地，拂逆不去，浓得化不开，语言便显得笨拙无用，只有眼前景象才能诉说和接纳心中无限事了。但人与自然只能是心有灵犀的默契，不能表情达意的对话。再说，望中晚景可诉诸画笔，人尽可识，而自己久久郁积于心的伤感何由表现。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这是痛苦的呐喊，也是寂寞的呐喊。因为无论延请多少画师，都无法描绘出诗人难以排遣的伤心。“赖是丹青不能画，画成应遣一生愁”，然而终究画不成，诗人只能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本诗前二句在对浮云、晚翠等自然景象的描绘中，展示故都盛衰无常，隐含唐王朝正是国运陵夷之时。结尾两句，追昔抚今，百端交集，预感到唐王朝危机四伏，却无可挽回。诗人为此倍感苦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将这种潜在危机归结为“一片伤心”，而这又是丹青妙手所无法表述出来的。诗婉转沉著，感慨遥深。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