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行舟过湘水的情景。开头“濯足”二句即用屈原作品的词语,又非常切合舟行途中情景。首句见《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次句见《楚辞·九歌·少司命》:“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但“北风凉”出自《诗经·邶风·北风》“北风其凉”。“濯足夜滩急”二句,既写驾舟远行者的表象动态,又借以抒发自己高洁的情怀,并且贯穿全篇。从濯足到晞发的意象,显示出词人胸怀的高洁脱俗。“吴山”二句承上则抒发词人渴望到潇湘的心愿。“买山扁舟”三句,进一步展示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美好机遇。“六月下沧浪”,既点明了时间,又借指湘江并与上文潇湘呼应。”天公付我”,从表象上看,大概是写天公为我作美,其实,词人此刻的心绪是异常复杂的,透过这幽默诙谐的词语,读者可以体察到词人埋藏于内心的人生苦涩滋味。“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词人转换视角,采用两个不同层次景色来展现蕴含着的奥秘。前句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的,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后者运用《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水云乡为隐者所居。这种多视角的审美情趣既是对屈原身处浊世而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的赞美,又是借以自喻而显露出豁达自适的心情。
下片即景抒情。作者荡舟湘江,脑海里浮现出屈原的形象。屈原那种忠愤忧国的情操,精美多姿的诗句,撼动着词人的心扉。于是词人情不自禁地运用《楚辞》中的诗句注入渊篇,而落笔灵活自然,别开生面。“制荷衣”三句,承上启下,虽然词人运用《楚辞》成语,但思维意识已超越时空而带有飘飘欲仙的幻觉。“湘妃起舞一笑”二句,由撷取成句到感情升华,由丰富的联想而产生飞动的意象。这里既写“湘妃起舞”的场面,又有“抚瑟奏清商”的舞曲。“紧接着”唤起“三句以崇敬的心情颂扬屈原的伟大品格及其作品不朽的艺术价值。“结末”莫遣“二句用典。这里词人从幻想的画面中返回到现实的境界,寓怨愤于欢乐中,余韵不尽。
词中不仅变换奇横,富有浪漫色彩,而且表达宛转曲折。全篇运化屈赋诗句和意象,将湘水人文典故、神话传说与屈原文字融为一体,浑化组合,构成虚幻、空灵、高洁、纯美的意境,寄寓词人由忠愤而转换为洒脱超旷的复杂心态。
这支曲子类似于湘云对自己命运的自诉、自叹、自解。全曲情感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全曲预示史湘云坎坷的一生。她出身名门望族,年幼丧双亲寄养于叔父家;婚姻虽美满,却又因丈夫早逝而守寡。首句用感叹的句式,点出了湘云幼年时的“坎坷形状”,接着一转,写出湘云苦中作乐的情怀。成年后,湘云似乎苦尽甘来,“厮配得才貌仙郎”,然而到最后依然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地久天长”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湘云的判词只用简短的四句话概括了她的一生:“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曲子的内容更加丰富一些,它不但透露了更多湘云婚后生活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向读者展示了湘云丰富的内心世界。
“襁褓”二句是说史湘云身世的。她出身官宦之家,孩提时父母双亡,寄养在叔父之家。虽仍过着锦衣玉食般的贵族生活,但被婶婶冷眼看待,也不知道什么是娇生惯养。“幸生来”三句,是说她生来性格豪爽,胸怀广阔,从未把儿女之情放在心上。暗指她与宝玉亲热,但未超越表兄妹的界限。“好一似”两句,是对史湘云总的评价。“霁月风光”句意在说湘云品格光明磊落。“厮配得”三句,说史湘云嫁给如意君郎卫若兰,弥补了幼年时坎坷的生活的不足。最后四句,写史湘云命运的结局:湘云虽嫁给了如意君郎,但好景不长,丈夫得痨病医治无效,她独守空房。曲子说这是命中注定,不必悲伤。这几句,回应了曲名“乐中悲”。 “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写最终的结局。这里指史湘云丈夫早死,独守空房。
在《红楼梦》的众多女子中,史湘云是比较独持的一个。她的出身近似林黛玉,从小失去父母;性格上却迥异于黛玉,比较豪爽,口直心快;也和宝玉亲热打闹,但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有点豪爽的味道。在众女子中她是仅有须眉气味的一个。她生活道路虽坎坷,却没有黛玉那叛逆精神。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史湘云思想上又近似薛宝钗,曾劝宝玉多读四书五经,广交豪门子弟,以图“仕途经济。”她婚姻虽美满,但好景不长,丈夫早亡,独守空房,又只能把这归之于命数有定。《好了歌注》:“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些可与史湘云命运“乐中悲”互为说明。曹雪芹对史湘云的塑造,其赞赏之情充满言词之间,“英豪阔罗宽宏量”,“霁月光风照玉堂”等等即是。而“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也说明作者那封建迷信思想的局限性。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