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诗题所示,这是一首怀古诗,从其字面上看,怀念的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赵飞燕善歌舞,以体轻号曰“飞燕”,被召入宫,先为婕妤,不久立为皇后。其妹赵合德亦为昭仪,姊妹专宠十余年。后因成帝倾心合德,飞燕渐被疏远。
全诗四句,字面意思分两层。一、二句为一层,写汉家宫中对赵飞燕的指责。“数”字,为两句的关键性动词,“赵家妆”和“败雨残云误汉王”都是“数”的“宾语”,即赵氏被指贵的瑕疵。“赵家妆”,据《汉书》《飞燕别传》等记载,赵氏在宫,妆饰奢华,“自后宫未尝有焉”,飞燕“喜隅步行,者入手执花枝颇顿然,他人莫可学也”,李白《清平调》“借问汉宫谁得似,可伶飞燕倚新妆”,亦谓赵氏装束之新奇。而赵合德则喜绾“欣感愁鬓”。“败雨”句盖指赵氏姊妹与轻簿子弟私通事。赵氏在宫,当时就有人骂其为“祸水”,诗中用“只数”云云,已可见指责者之多。
三、四两句是第二层意思,在笔势和立意上都是大的转折,转而为赵氏申诉:在官中舆论口一边倒的指责声中,只有那“知情”的“一片月”,是亲眼看到赵飞燕是怎么样被汉成帝征召到昭阳宫的见证。飞燕出身甚微,本是阳阿主家的婢女。汉成帝到阳阿主家寻欢作乐,“见飞燕而说(悦)之”,硬是凭着皇帝的权威把飞燕带入宫中,占为己有。后来,插进一个赵合德,迷住了成帝。飞燕为了固宠,为了在倾轧无常的宫中立住脚跟,才与人私通,希望生个“太子”作靠山。在当时的宫中,能够体谅飞燕这番良苦用心的,看来只有那“一片月”了。凡此,皆应是三、四两句的内涵。诗作者箫观音在这里翻了一个历史大案、四两句,才正式转笔,一反历史的成见,缠绵而含蓄地袒露了自己深沉的思索。这样,单从字面意义上看,这首诗心存忠厚,思绪缠绵,用语含蓄,立义分明,气度和雅,确已显示了一定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
但这首诗并非单纯“怀古”,而是揉进了作者的自我身世之感,借言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磊,所谓托意而作也。
上片总写友人游宦之闲适和自己御前的拘束,对比鲜明。当年的“倚柳题笺,当花侧帽”,虽然远离英雄的梦想,但它毕竟是自由自在、惬意浪漫的生活。如今虽然受到皇帝的器重,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但对纳兰而言却成了无尽的苦楚,因此他才会发出“错教双鬓受东风,看吹驱影成丝早”的感慨。纳兰心中后悔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让自己早生华发,在碌碌无为中老去。词人身在庙堂之上,欲驰骋心怀而不可得,于是便向友人倾诉心中苦闷。纳兰对友人毫不遮掩自己的心头愁思,视其为人生知己,朋友间的信任与默契见于纸间。这两句寄寓纳兰无限的人生喟叹:对镜自视,看到岁月的痕迹已经留在双鬓,又向乌发蔓延,心问顿时波涛翻滚,难以平息。
下片自然转向对官宦生涯的描摹。“金殿寒鸦,玉阶春草,就中冷暖和谁道”,金碧辉煌的庙堂,阴森一片,充满了尔虞我诈。“金殿”“玉阶”的尊贵与“寒鸦”“春草”的伤感彼此辉映,生发出“就中冷暖和谁道”的感怀。只一“谁”字既写出了纳兰身居庙堂的孤独无依,又传达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高山流水之意尽在其间。在词的结尾,纳兰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小楼明月镇长闲”,不如悠闲地独上小楼赏月,何必要沾染这世俗的尘埃。一句“人生何事缁尘老”,力透纸背,所有愁苦的失意情怀最终凝成一声重如千钧的叹息。
全词表达了纳兰对安闲自适生活的渴望,对人生错位的苦闷和碌碌无为的生活的厌弃,似是牢骚之语,却尽显词人性情,将对友人的思念蕴含其间,可谓情深义重之笔。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