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词的标题“赠赵晦之吹笛侍儿”,表明了词作内容和写作对象。
上片,描绘楚山修竹,以竹隐喻人。开头两句,以景起兴,大赞“楚山修竹”,“异材秀出”。字面上写竹材修长高大,实写楚地人才济济。紧接着用排比句,进一步写蕲州的笛竹早已闻名于世,“异材秀出”,“能远可通灵达微,近可写情畅神,谓之龙须风膺玉肌,皆取其美好之名也。”(傅藻《东坡纪年录》注)韩愈也有“蕲州竹笛天下知”(《郑群赠簟》)的赞誉。第六、七、八句用对偶句和联合词组句,承上一转,由写竹笛而进人到写东坡所赠的笛声词中仿佛发出的笛音:如树影疏,如雨后晴,如月亮明,如微风拂,听觉、视觉、触觉三者通感,富有感染力。最后四句,引用古音乐家故事,登高溯远,怀古伤今。“发声嘹亮”(干宝《搜神记》)的蔡邕笛音停息了;“江左第一”(《晋书·桓伊传》)的桓伊笛音消失了,乐坛寂寞,不知白白流走了多少岁月。“知孤负,秋多少?”让后人去伤今。这一过片句,为下片进入主题作了深厚的铺垫。
下片,由近及远,忆写赵晦之吹笛侍儿的吹笛才能。开头三句,点明此词所要赠的主要对象,即赵守后堂深院两位蔡邕式的娇美灵巧的“吹笛侍儿”。接着六句,描写“吹笛侍儿”的整个演奏过程和演技的高妙效果。开始,在花饰窗下吹奏。刚刚吹奏完《梁州吟》曲,继回荡起《霓裳羽衣曲》,广阔空间流动着徵、商、宫、羽四音,最后一音如云飘。“嚼”、“含”、“泛”、“流”四字,效果逼真,“奇声独绝”,从她们的轻笛妙曲中获得最优美的艺术享受。最后三句点题,向赵晦之发出祝愿:愿你清爽优游,安土忘怀,我仅以《霜天晓角》献上,以补“吹笛侍儿”演奏时“角”音之不强。这实为肺腑之言,催人泪下。
全词围绕“竹”、“楚山修竹”、竹笛、“吹笛侍儿”,以景起兴,景事融合,由近及远。名为写楚竹,实为写楚人;名为借古喻事,实为借事伤今。怀念赵晦之的友情,文赞美了“吹笛侍儿”的高超技艺。“知孤负,秋多少?”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对某些中华传统文化白白流逝而伤感。但从词的整体来看,虽然点化引用了许多史事,但不为事实所局限。“清丽舒徐,高出人表”,“曲尽咏笛之妙”,使词篇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情趣。
全诗三章。三章诗的开头都是写景。“汜”、“渚”、“沱”,上面的译文都从支流这一意义上翻译,而在弃妇心目中,这一条条不同的支流都是看得见的具体存在。她住在“汜”、“渚”、“沱”一带,她丈夫当年从水路而来,最后又从这些支流中的一条乘坐小船悄然离去。从表现手法说,各章的首句都是直陈其事,用的是赋体;从江水有支流,引出“之子归”的事实,则在赋体之中又兼有比兴的意味。
诗中的丈夫是一位薄情郎。在三章诗中,那弃妇分别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来诉说丈夫对她的薄情。“不我以”,是不一道回去;“不我与”,是行前不和“我”在一起;“不我过“,是有意回避,干脆不露面。丈夫在感情上是如此吝啬,做的是那样地恩尽义绝,无需再添加笔墨,其薄情薄意已如画出。
诗中的弃妇是一位自信心很强的女人。她相信自己在丈夫感情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预言丈夫今日的背弃行为,日后必将在感情上受到自我惩罚,这就是各章结句所说的“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值得注意的是,丈夫将受到的感情上的自我惩罚与他背弃自己妻子的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我以”引出“悔”,“不我与”带来“处”,“不我过”导致“啸歌”。其愈是绝情,其后果也就愈加严重。当然,这只是弃妇一厢情愿的假想之辞。事实上,那男子很可能事过境迁,在感情上并不引起任何震动。对于理解这首诗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弃妇自信的论断日后是否会成为事实,而是隐藏在这一论断背后的弃妇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弃妇设想故夫日后会后悔今日的背弃行为,其中就隐含了弃妇对于夫妇关系重归于好的企盼;预言故夫今日的轻率必将招致日后的痛苦,这又泄露出弃妇恨过于爱的报复性的心态。这是她的软弱,也是她的坚强。由此决定了这首诗风格上的特点,既一唱三叹,极尽缠绵,又柔中见刚,沉着痛快。
此诗每章的前三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其中第三、四句重出——男子的薄情集中表现在这一句,女子的痛苦不幸也根源于这一句,因而采取了反覆咏叹的形式。重出的这一句子中的关键字,各章不同。从一章的“以”,一转而为二章的“与”,再转而为三章的“过”,愈转愈深,丈夫如何薄情,做妻子的又是如何痛苦不幸,都因了这一关键字的置换而得到一层深于一层的表现。全诗形式整齐,结构严谨,用字精审,笔法却极为自然,语言又十分浅近,达到了精工与自然、深入与浅出的完美结合,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平。
全诗以“江有汜”起兴,反复申述,大意是:不让我陪嫁,你会后悔的,你就痛苦去吧,你就一个人哭去吧。诗中“有”字为语助虚词,“汜”、“渚”、“沱”都是具体的水名,“以”、“与”、“过”都是动词,表示“陪同”(随嫁)的意思。
上片抒写别后相思之情。起句“话杀浑闲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盖隐应辛弃疾答词中“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一语,谓去年相叙虽得极论天下大事,然于此“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之时,虽有壮怀长策,亦无从施展,说得再多都只是闲说一场罢了。“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紧承前语,补明“话杀浑闲说”的原因。意谓伊尹、诸葛亮那样的事业,只有在位者才能去做,平民百姓是无法去做的,所以说尽了等于没说。此言亦对辛弃疾寄词中称许陈亮“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一语而发。其时陈亮尚为平民百姓,辛弃疾则久被罢黜,故有此慨叹。恢复之事既不得施行,英雄之人却日趋衰老,思念及此,更增忧惧,故接下乃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此言复应辛弃疾答词中“老大那堪说”及“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数语,其中蕴含着深厚而复杂的感情:既有去年风雪中抵掌谈论的欢欣,也有眼前关山阻隔互相思念的痛苦,还有同遭谗沮而早生白发的悲愤。“百世”句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及《战国策·齐策三》“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语意,极言相知之难。夫万世遇之尚如旦暮,则百世遇之自如接踵,而知己之人,岂是接踵可得?是以见其难也。
此语言简意赅,复多曲折,然无板滞晦涩之病,表现出运用典故的高超技巧。“三人月”一语则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句,极言相念之苦。相知如二人者既甚难得,则会少离多自更难堪。此时孤独之感既不能排遣,忧愤之情又无可倾诉,真是度日如年了。“写旧恨,向谁瑟”即表现此种不胜惆怅的心情。“瑟”字名词动化,“向谁瑟”即向谁弹,向谁诉。
换头从离别的愁苦中挣脱出来,转作雄豪豁达之语:“男儿何用伤离别?”异军特起,换出新意。接下又推进一层:“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壮声英概,跃然纸上。“风从云合”语出《易·乾·九五》:“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喻同类相从,借喻群英共事。意谓古来英雄豪杰皆建功立业,志在四方,故不须以离别为念。上二语亦隐应辛弃疾寄词中“佳人重约还轻别”至“此地行人销骨”诸句,用豪言壮语来安尉朋友,更见情深而意切。“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二句则隐应辛弃疾寄词中“正目断、关河路绝”一语,谓友人虽远隔千里,而情分亲厚,便即如终日晤对,于我之本心能善于体察,且抉入深微。“次骨”即至骨。“卧百尺高楼斗绝”一句插入陈登故事,盛赞故人豪气。“斗绝”即“陡绝”,高下悬殊之意。此句亦应辛弃疾寄词中“似而今、元龙臭味”一语。《三国志·陈登传》载:许汜往见陈登(元龙),陈登“无主客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许汜怀忿在心,后来向刘备言及此事,还说陈登无礼。刘备却反驳他:“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陈亮重提此事,既是对故人的嘉许,也是对此辈的痛斥。“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二句暗承前语,影射求田问舍事,故作消沉以写其忧愤。意谓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适,自己也打算耕田送老,学《汉书·龚遂传》中的渤海郡人,把刀剑卖了,换买锄犁一类平民之家使用的铁器。所谓“天下适安”,实是“天下苟安”。陈亮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即曾指出:“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后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又说:“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矣。”可见此二句感慨极深。卒章“壮士泪,肺肝裂!”总写满腔悲恨,声情更加激越。陈亮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他在《答吕祖谦书》中说到往常念及国事时“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常大笑”,真乃近乎“狂怪”,故知此语乃其心潮澎湃之实灵。
刘熙载《艺概》云:“陈同父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辛、陈之词皆有雄深悲壮的特色。但辛词多“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故别见沉郁顿挫;陈词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故别见激烈恣肆。此词则慷慨中有幽郁之致,苍劲中含凄惋之情,风调更与辛词接近。所以如此,盖因当时处境、心绪皆同,又“长歌互答”,深受辛词影响,故于伤离恨别之中,自然融入忧国哀时之感,而情生辞发,意到笔随,写同遭谗摈之愤(开篇二句)则慷慨悲凉,写共趋衰老之哀(“樽酒”三句)则幽暗沉重,写两地相思之苦(“百世”二句)则缠绵悱恻,写寂寞忧愁之郁(上片歇拍)则凄迷欲绝,写建功立业之志(换头二句)则奔放雄豪,写肝胆相照之情(“千里”二句)则深厚刻挚,写鄙薄求田问舍(“卧百尺”句)则激越高昂,写憎恶苟且偷安(“天下”二句)则情辞冷峻,写报国无门之恨(下片歇拍)则声泪俱下。如此淋淋漓漓,周而复始,“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真似“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甲辰与朱元晦书》),乃愈觉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其文辞又典丽宏富,平易自然,“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陈亮《与郑景元提干书》)如“话杀”、“新著了”、“不成教”、“也解”用民间口语,“百世寻人”用《庄子》、《战国策》,“三人月”用李白诗,“风从云合”用《易》,“卧百尺高楼”用《三国志》,“买犁卖剑”用《汉书》等等,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复多作疑问、感叹语气,益增曲折摇曳之致,故兼具精警奇肆与蕴藉含蓄之美,极富艺术感染。
这首诗以白描手法写出了一个常见的乡村之夜。前两句写村夜秋色的浓重,后两句描绘出乡村之夜的美景。诗人通过秋夜的凄清,透露了孤独寂寞的心情。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苍苍霜草,点出秋色的浓重;切切虫吟,渲染了秋夜的凄清。行人绝迹,万籁无声,两句诗鲜明勾画出村夜的特征:夜色深沉,秋色浓重,在秋霜的浸染下,草色茫茫。四下里一片寂静,行人绝迹。只有不知名的秋虫在低低的吟唱。这里虽是纯然写景,却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萧萧凄凉的景物透露出诗人孤独寂寞的感情。这种寓情于景的手法比直接抒情更富有韵味。
“独出前门望野田”一句,既是诗中的过渡,将描写对象由村庄转向田野;又是两联之间的转折,收束了对村夜萧疏暗淡气氛的描绘,展开了另外一幅使读者耳目一新的画面:皎洁的月光朗照着一望无际的荞麦田,远远望去,灿烂耀眼,如同一片晶莹的白雪。“月明荞麦花如雪”,这是十分动人的景色,大自然的如画美景感染了诗人,使诗人暂时忘却了他的孤寂,情不自禁地发出不胜惊喜的赞叹。这奇丽壮观的景象与前面两句的描写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诗人匠心独运地借自然景物的变换写出人物感情变化,写来灵活自如,不着痕迹;而且写得朴实无华,浑然天成,读来亲切动人,余味无穷。《唐宋诗醇》称赞它“一味真朴,不假妆点,自具苍老之致,七绝中之近古者”。
诗因前后描写的景物不同,表达出诗人由孤独寂寞而兴奋自喜的感情变化。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乡村夜景,于清新恬淡中蕴含了浓浓的诗意。诗中描写村夜,既有萧瑟凄凉,也有奇丽壮观,对比中构成乡村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