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均白屋，红叶间青松。
野火烧冈草，残阳下远峰。
伤心绕村落，倦客独携筇。
朱门均白屋，红叶间青松。
野火烧冈草，残阳下远峰。
伤心绕村落，倦客独携筇。
这是一篇“台湾赋”。词史上自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之赋纪杭州盛景开始，遂有以词写都市繁华一体。张景祁此词即属这类题材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吟诵台湾的词而且又如此富其热情，却是在张景祁之前未曾见过，所以，张氏此篇在诗词史上是很珍稀的作品。特别是因为词人从宦台湾，知淡水县多年，中法战争中又身处岛上休戚与共，故而笔底情深意厚，尤觉可贵。
上片着重写台北一带的民情风物以及“华夷”共处的奇异景观，是怀着很高的热情和爱心来吟唱的。虽也还用了“夷”、“蛮”等词，但毫无轻蔑亵渎之意自显而易见。词一开始用“瀛洲胜”三字，表现了他对“海外城都”的回想和神往。当客人一告诉他台湾在台北开府的消息时，“画鼓春城”的盛况就浮现在脑海了，他仿佛又置身在“瑰灯夜市，娖队蛮靴红舞”的“莎茵绣土”上。瑰灯，是华丽鲜亮的灯火，娖队，则形容整齐的队伍。这乃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集会歌舞的场面，夜景璀灿，十分动人。张景祁说还有机械发动的车辆叫人新奇(“奇肱”，《博物志》言“奇肱国民能为飞车”，此处借喻)，来自东西方的各种马队(“马徕”，徕即来，瑶圃，意为天外远方)也极为壮观。
在顺笔排比铺陈到“莫讶琼仙”(即不要惊讶这是天上神仙所居处)时，词人笔锋一转说：“眼看桑海但朝暮！”你们切莫以为那是个世外桃源，其实，台湾经历的沧桑变化就在前不久呵！张景祁老辣地由此转入下片的对战争时代的回想。
这样，在上下片之间构成柔与刚、欢与悲、暖色与冷色的对照，使这篇“台湾赋”从时空的广袤性，从历史的演变背景上显得更丰富、更充实。作为词人，张景祁是更多地有着政治眼光的一个作家。
“天涯旧游试数”，一个“数”字拉回了历史的往事。“绿芜”句写战争惨败时的景况，“啼鵙”(伯劳，诗词中与鹃同义)句勾勒了军民的心情凄苦，这是一段耻辱的历史，岂能忘记。“绝岛螺盘”以下，强调了“此是神州庭户”，似在提醒人们，宝岛风物虽美，但不能再文恬武嬉，松弛武备，重蹈覆辙了！“惊涛万古”四字是意味深长的长鸣警钟之句。最后则又表述了他的愿望：“洗净兵戈，卷残楼橹”，永保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一年张景祁已整六十岁，他自觉年迈已不能重游旧地，故而他心愿即使“梦踏云峰”，一睹“曙霞天半吐”的壮观也满足了。
应该说张景祁的“愿洗净兵戈”的祝祷，并非是没有预感的。尽管他不可能测知日后政局的演化趋向，但一种忧虑似老在他的词心盘缠。后来的历史证明，不到十年，中日战争爆发，甲午一战，清水师全军覆没，日帝的魔爪铁蹄继之长期蹂躏台湾岛。如果张景祁还在世的话，“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知他又将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词篇来呀！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