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是单株牡丹的特写图。开头借用《典略》典故,以锦帷乍卷、容颜初露的卫夫人形容牡丹初放时的艳丽夺目含羞娇艳。次句用《说苑》典故,原典是鄂君举绣被拥越人,此谓“绣被犹堆越鄂君”,清人马位《秋窗随笔》及桂馥《札朴》已指出其为误用(桂谓当为“楚鄂君”)。诗人将牡丹的绿叶想象成鄂君的绣被,将牡丹花想象成绣被覆盖的越人,传神地描绘初开的牡丹花在绿叶的簇拥中鲜艳的风采。“犹堆”二字刻画花苞初盛时绿叶紧包的形状,与“初卷”相呼应。
颔联展示牡丹随风摇曳时的绰约丰姿。垂手、折越都是舞名,亦指舞姿。玉佩指舞女身上佩戴的玉制饰物;郁金裙指郁金草染色的裙。这两句以舞者翩翩起舞时垂手折越,佩饰翻动,长裙飘扬的轻盈姿态来作比喻,牡丹花叶在迎风起舞时起伏翻卷,摇曳多姿的形象。
前两联重在描绘牡丹静中的形态,颈联具体地描写了牡丹的色香。“石家蜡烛何曾剪”形容牡丹的颜色像燃烧着的大片烛火,却无须修剪烛芯。“何曾剪”西晋石崇豪奢至极,用蜡烛当柴,烛芯自不必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是说牡丹的芳香本自天生,岂待香炉熏烘。据说荀彧到人家,坐处三日香。旧时衣香皆由香炉熏成,荀令自然身香,所以说“可待熏”。
尾联写诗人陶醉于国色天香,恍惚梦见了巫山神女,盼望她传授一支生花彩笔,将思慕之情题写在这花叶上,寄给巫山神女。梦中传彩笔,典出《南史·江淹传》,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表明诗人心摇神荡的兴奋激动之情。
这首诗构思巧妙,借物比人,又以人拟物,借卫夫人、越人、贵家舞伎、石家燃烛、荀令香炉等故事描写牡丹花叶的风姿绰约、艳丽色彩和馥郁香味,使牡丹的情态毕现。最后诗人突发奇想,欲寄牡丹花叶于巫山神女。明写牡丹,暗颂佳人,一实一虚,别具一格,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七言古诗所描绘的是作者所亲见的一场精妙奇特的舞蹈。
诗歌一开始六句就直接点明题目:“美人舞如莲花旋”,“舞”是诗中描写的对像,其特点是“如莲花旋”题目所有之意用此一句点出。然后接连几句赞美舞蹈:为世人所未见,为天下所未有,见之者无不既惊且叹,一层深入一层地来突出舞蹈之不凡。与此同时,作者又顺便对舞的环境:“高堂满地红氍毹”,舞的来源:“此曲胡人传入汉”,作了准确而又简明的交代。以上用虚写的笔法从几个方面来写舞蹈之不同寻常,为下文“舞”的正面描写蓄势。
诗的下一层四句入手写美人舞姿。先从舞者的容貌体态写起:“曼脸娇娥纤复秾”,接着写舞者的衣着服饰:“轻罗金缕花葱茏”,这就把题目中的“美人”形象展现出来。然后从容写舞姿:诗人用“回”、“转”、“旋”等词语来突出舞蹈旋转的特点,用“若飞雷”、“生旋风”两个比喻写美人之舞,不仅极生动形像,而且绝无娇弱之态,反充满豪迈飘逸之气。
在下面六句中,诗人又写在琵琶横笛等民族乐器的伴奏下,美人和着乐曲,转而跳起了富有边塞特色的舞蹈,用神奇的舞蹈语言,展现出奇异壮丽的塞外风光。客人在她的舞姿中,仿佛看到花门山头黄云在聚拢,茫茫白草胡沙上飒飒寒风在吹过。这些动人的边塞风光,形象地显示了舞蹈粗旷辽阔的特色。这几句把乐器的伴奏和美人的舞姿交替描写,用乐曲的节奏写舞姿的变化。用“忽作”置字写乐曲的突起,也写舞姿的突变;用“如有神”写其不凡,用“回回新”写其新奇,把急促跳跃的旋律,千变万化的舞姿写得出人意表,令人应接不暇;诗的语言也随之而生顿挫之感。
诗的最后四句以诸乐曲与莲花舞曲比较,以世人学舞与北鋋舞比较,对美人的舞蹈作进一步赞叹,照应开头“应末见”、“天下无”的语意,从而结束全诗。
用富有边塞特色的自然风光来表现富有边塞特色的舞姿,是这篇作品描写上的特点;把乐曲的进行和舞姿的变幻两条线索紧紧绞在一起,以前者引导后者,陪衬后者,明确后者的节奏,是这篇作品结构上的特点。在语言上,韵脚变化自如,音调澈切急促,“左鋋右鋋”,“出塞入塞”、“前见后见”等回环的语势,都显示出舞姿旋转的特点。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