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追叙宋神宗熙宁四年秋,苏轼与苏辙同游陈州(今河南淮阳)柳湖的情景。当时,苏辙在陈州任学官,苏轼由汴京赴杭州通判任,途经陈州,二人相晤甚欢。词中以柳湖为中心描写景物,展开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柳湖以“柳”取胜,开头“柳花飞处”四字便是着力的一笔。对于湖面,苏轼着重写出它的明净,用刚刚打磨过的镜子(“鉴新磨”)来形容。苏轼笔下的景物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如“花飞”、“麦摇波”、“飞棹”等都富有动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在、轻盈的美的境界,烘托出苏轼、苏辙二人游湖时欢快、悠闲的心情。
下片写当前景物,并抒写了苏轼、苏辙二人离合的情思。开头两句用对仗描写眼前景物,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水天连成一片,波光粼粼,小楼上风和日丽。一切平静,安适,隐含着传告平安的意思。然而一想到远在济南的弟弟苏辙,苏轼心中便波澜突起。最后两句情、景兼到,抒写离愁曲折有致,而又深切动人。“暮云多”,既是楼头远眺所及的实景,因而成了苏轼远望济南的障碍物。篇末提到“归去”,是因为苏轼、苏辙二人早年曾有,早日隐退而为“夜雨对床”之乐的约定(参见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再祭亡兄端明文》),即使日后能如愿以偿,与当前的别离仍有巨大的“时间差”,因而深感痛苦和无奈,可见离愁的深重。
全词,表达了苏轼对苏辙的思念之情。上片、下片之间的虚实变化用了“暗转”的写法。上片是由苏轼的回忆所构成的虚境,下片头两句则转换成眼前的实境,而其间未用任何字面加以提示,前后的联络与变化形成了一种“暗转”。这是写作艺术浓缩的结果。
古史有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今山西临汾、永济、夏县一带。悠悠五千年大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君王,他们统统崛起于原始农耕社会地肥水美的所在,山西的晋南地区。
相传,尧主政五十年,乃微服私访于康衢[qú],听到儿童唱歌,甚为高兴,归来后就禅让天下于舜。又据《帝王世纪》载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击壤”,是一种互击瓦块为乐的游戏。“康衢”与击壤老人所唱处,大约均在今临汾市尧都区一带。而这两首主题截然不同的民谣《康衢歌》《击壤歌》,就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最早的诗篇。
这首诗是现实性很强的叙事诗,主题鲜明,用语尖锐,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愤慨之情。这种愤慨之情笼罩着整首诗的画面,也笼罩后面的叙事和描写。
前四句先以两个典故,指出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资源,也经受不住“使君”之流的贪官无休止的搜刮,以此总括全诗。
接着叙事。“越妇未织作”二句叙述了时节,用蚕“始蠕蠕”突出了节令很早很早。这个叙述极重要,这是构成全诗矛盾的一个先决条件,正是在这种节令上官府就来催收税赋,更看出官府逼交税赋的冷酷性。诗人用“骑马来”这一行动写出县官摆威风的情景,然后用“狞色”一句刻画县官的肖像,引起读者的憎恶感。这个县官骑着高头大马,满脸横肉,一副狰狞的颜色,再加上卷曲的紫色络腮胡子,这就把县官可怖可憎的嘴脸勾勒出来。“怀中一方未”两句是动作描写,这一动作描写也有它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写出这个县官气势汹汹,借着官府的公文毫不讲理地催收赋税;另一方面写出县官的催逼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官府的规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政府机构。“不因”两句是语言描写。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亦把县官狐假虎威的行径和盘托出;另外,用一“怒”字也把未出场的“使君”与县官同是一丘之貉的本质揭示得非常深刻。诗的这一层,通过肖像、行动、语言,从表及里地塑造了县官这一人物形象,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很好。
“越妇拜县官”六句,写蚕妇的哀告以及被迫招待县官酒饭的情景。这里用一个“拜”字,突出蚕妇说话时哀告的神情;再从蚕妇哀告的语言来写出蚕妇的困境。“桑芽”尚小,蚕刚刚开始蠕动,哪有能力交赋税;哀告中只能苦苦恳求县官延期。这几句话生动地把蚕妇的形象刻画了出来。“小姑具黄粱”一句是对蚕妇形象的补充,这一描写,把蚕妇可怜的处境表现得更值得同情了。赋税无力交付,为了求情还得招待县官一餐饭食。这几句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最后两句,把描写往更深一层开拓,诗歌戛然而止,是不止之止,韵味悠长,耐人寻味。县官大吃大嚼一顿,刚刚离开,而管理税收的小吏又闯了进来。诗人用“踏飧”一词形容县官的吃相,带着诗人强烈的憎恨之情。用“复”字写簿吏随之而至,百姓不可能有能力经得他们无穷的骚扰。
这首诗写得很有特色。首先,它将客观叙述与主观情感的抒发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将议论与叙事相互穿插,相互深化,收到了精警动人的艺术效果。其次,诗人摄取了表现力很丰富的细节,使形象鲜明。如“狞色虬紫须”这一肖像描写,“踏飧”这一细节描写,把县官的形象简洁地勾画出来。第三,对话也很有性格,县官的话耍弄权术,蚕妇的话苦哀求情,都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