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功过却杨玄宝，赋咏思齐郑广文。
直为篇章非动众，忽携书剑远辞群。
行行快趁风烟阔，得句不妨时策勋。
棋功过却杨玄宝，赋咏思齐郑广文。
直为篇章非动众，忽携书剑远辞群。
行行快趁风烟阔，得句不妨时策勋。
以年号为诗题，虽然是受到韩愈《永贞行》的启发，但这首诗实是效法杜甫。不过，杜甫那些以诗歌记时事，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基本上是写实，而这首诗则把理想和现实紧紧结合起来，为北宋中叶的变法改革唱了一曲颂歌，因而是一篇富于理想色彩的史诗。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两句，歌颂元丰年间（1078—1085）风调雨顺的气象：“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元丰年间风调雨顺是客观事实。反对新法的范纯仁也曾写道：“赖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风。”（《喜雪赋》）相传周公辅政时，天下太平，岁无荒年，曾出现过这样的奇迹（见《盐铁论·水旱》）。古人认为政有德，则阴阳调、风雨顺。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却寄托着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的赞美之意。“五风十雨”之数为加倍形容之词，故王充曾说：“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论衡·是应篇》）王安石化用这个典故入诗，也是持赞扬的态度。从全篇来分析，“五风十雨”还是新法的象征。新法所至，如东风吹拂，时雨润苗，万物得所，百姓太平。这从下文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第二部分是中间四句，歌颂元丰五谷丰衍、物产精美的盛况。“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写旱田作物长势喜人，且播种面积极为广大。“麦行”就是麦垄。“千里”状其遥远。“不见土”形容麦苗稠密茂盛。“连山没云”即无边无际、远与天齐之意，不单指延伸得很远的山丘。如此广大的原野都种满了黍麦，秋后的粮食就会使家给人足，国无饥谨。“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写水田作物花色品种增加，且农田管理比较省力。“稌”是糯稻，产量低，一般用以酿造美酒。由于连年丰收，粮食有余，故能多种糯稻，多酿美酒。此句与下文“百钱可得酒斗许”暗相呼应。“龙骨”句上承“十雨五风”而来。因为风雨顺适，所以抗旱用的龙骨水车也就长年沾不到水滴，被挂在梁上檐下，任其赋闲。农民不用为灌溉操劳，也就乐得轻松了。他们出其余力，经营副业。“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两句，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和农民生活的美好，渲染得令人神往。鲥鱼、荻笋原是佐酒佳肴，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说：“获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以下几句便以酒事承接上文。
第三部分是最后八句，歌颂元丰时人民的幸福生活。先总写农村的欢乐气氛：“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社日是古代春、秋两季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邻互相招邀，带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树下，先祭土神，然后会餐。社日击鼓，唐诗中就有描写。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便是一例。由于连年丰收，酒肉便宜易得，所以人们不用等到社日，同样可以聚会欢饮，击鼓自娱。诗中总写以后，再分写青年人与老年人各自的快乐。南国水乡，本来就有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踏歌起舞的风俗，大熟之年，更为这种古老的风俗增添了欢声喜气。“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不仅描绘了青年们纵情欢乐的情景，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美滋滋、乐陶陶的内心世界。“但道”，意思是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快乐无所苦”，即一切美满如意。言外之意是说，这些青年的爱情、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甜蜜的。乡村老农淳朴率真，爱说爱笑。此时丰收在望，心里越想越美，一肚子的开心话总想找个地方说说。“老翁堑水西南流”四句，生动地勾画了老人坐船进城寻亲访友的快乐和对于生活心满意足的情态。
王安石与多数宋代诗人一样，喜欢以学问为诗，但他能够把渊博的学问纵横役使，入手而化，因此又不会显得掉书袋。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素养。这首诗虽然有其现实基础，但整篇的构思和命意却从《礼记》中来。《礼记·礼运篇》描绘先王的大顺之治说：“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这首诗第一部分写天从人愿，慷慨助顺，仁风惠雨，略不失时，即“天不爱其道”之意；第二部分写满山遍野，庄稼弥望，江河沼泽，产物无穷，即“地不爱其宝”之意；第三部分写美酒易得，鼓声长闻，青年欢舞，老人嬉游，即“人不爱其情”之意。诗中未援引《礼运》篇上的片言只语，而其内容与《礼运》篇所描绘的大顺之治丝丝入扣，十分契合。杨万里曾称黄庭坚写诗“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这首诗则正好相反，是“备用古人意而不用其语”。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书卷气，而且还可以收到言浅意深，味外有味的艺术效果。
反变法派刘述等曾上书宋神宗：“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王安石罢相以后，继续受到攻击，因此他身虽闲居，外示平淡，内心实系念新法，忧思深切。他的《元丰行示德逢》旨在宣传新法的成效，而这首诗则进一步指出，元丰朝国富民安的景象已经使唐、虞的盛世复现于当时，新法完全符合尧、舜致治安民之道。他把《礼记》上记载的大顺境界写进了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村丰乐图中，使得这首史诗不仅护住了他自己，而且还替新法抹上了神圣的光彩。以此歌颂新法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歌颂宋神宗有“修礼达义，体信达顺”之功，就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之势了。
这首诗开头两句吟后顿觉一种惆怅忧伤的气氛透入心扉，眼前仿佛看到这样一位青年，他满面愁容，步履迟疑地走出京城，向着江边的山上一步一步地往上踏行。他之所以“徘徊”，“踯躅”，是因为他对“京邑”“恋”念极了。“恋京邑”为一篇中要领。
“陵高墀阙近，眺迥风云多”。皇宫在京邑中，是诗人日常出没之处。建康为东吴、东晋古都，古迹胜景不胜枚举。诗人登上烽火楼，既没有放眼江天山野，一抒久处“墀阙”之怀，也没有凭吊陈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首先回首俯视“墀阙”。他平素身处墀阙，似乎对墀阙看犹未足，而来登此烽火楼作一饱览。按理说，他此日登楼所望“墀阙”，比他平日所见应是远了。但诗人在此却说是“近”了。这乍想似乎违于理，但深思后便觉合乎情。这“近”字实从首句中“恋”字而来，因其“恋京邑”，故视京邑中的一切便反远为“近”了。“近”字凝结着诗人对京邑、墀阙的无限深情。前三句写京邑，“眺迥”句与上句对举，转写荆州。他对京邑是那样的“恋”，对即将赴任的荆州，诗人也以三句作答。据《南齐书》本传载：谢朓去荆不久，便被同僚王秀之向武帝告密，武帝随令“朓可还都”。据此可知，荆州随王府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谢朓对此也当早有所料，故“风云多”一语，绝非简单的写景，而实隐含着对此去荆州的畏惧之情。
接着两句，隐含此情尤深：“荆吴阻山岫，江海含澜波。”荆吴之间，有山有水。山水本是诗人素性爱好玩赏之自然景物，此时却成了他的惆怅忧郁的象征。山是阻隔两地之情的障碍，江水有着险不可测的波澜。诗人此去荆州福祸未卜，一腔心事咏叹无端，移情于景，以寄托其畏惧之思。
“归飞”一句，笔意陡转，神思飞越，由将去而未去荆州的此时，想到去荆州后思归之日，陆地有山岫相阻，水路有澜波惊扰，空中又恨身无羽翼。未去荆州时，已对京邑恋不可舍，去了荆州，遇上人事趄必将更“恋京邑”。“恋京邑”而归不得京邑，其心境之愁苦忧思，亦必十倍于今日。忧思及此，笔锋再一转：“其如别离何？”自我提问道：早知日后愁苦，何必今日离此京邑而去荆州呢？
这首诗以“恋京邑”提携全篇，明写京邑可恋，暗写荆州可畏。由情及景，以景融情，由今及后，由后复今，妙笔回还往复，互为呼应。诗意含蕴，耐人寻味。
此诗一开头，就把赞辞献给青花紫石砚的采制者端州石工，称他们“巧”技赛过“神”功。“巧”、“神”这等字眼，用在这里，却力透纸背。
接着，用神奇的彩笔描绘采石工人的劳动。唐代开采端砚石的“砚坑”，只有西江羚羊峡南岸烂柯山（一称斧柯山）的下岩（一名水岩，后称老坑）、中岩、上岩和山背的龙岩，其中仅下岩石有“青花”。杨生的这个砚，应是下岩所产的“青花紫石”。据宋代无名氏《端溪砚谱》说：“下岩之中，有泉出焉，虽大旱未尝涸。”又说：“下岩北壁石，盖泉生石中，非石生泉中。”采石工人则在岩穴下面那种水流浸淋的环境中操作。所以“踏天磨刀割紫云”一句中的“踏天”，不是登高山，而是下洞底，踏的是水中天。灯光闪烁在水面上，而岩石的倒影反映于水面，水面就像天幕，倒影就像凝云。开石用锤凿，李贺既以石为“云”，自然就说用“刀割”了。这里的“天”可“踏”，“云”可“割”，把端州石工的劳动写“神”了。
“佣刓抱水含满唇”，“佣”是说把石块磨治整齐，“刓”是说在石面上雕刻成型。这一句写磨制雕刻石砚，极言工技的精巧。
“暗割苌弘冷血痕”，写紫石砚上的青花。唐人吴淑《砚赋》说：“有青点如筋头大，其点如碧玉晶莹。”人们所重，即是紫石中隐含有聚散的青花。《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这里以“苌弘冷血痕”来形容砚上的青花。清代朱彝尊说：“沉水观之，若有萍藻浮动其中者，是曰青花。”（《曝书亭集》）青花在水中才显出它的美，所以前句用“抱水”。这里用“暗割”二字，说的是“苌弘冷血痕”般的青花。“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写把砚放置在书斋中，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试墨。试墨时用水不多，轻磨几下，墨香已经飘满了室内。表面上是写墨的好——是最好的“松烟”和“麝香”所制；而实际上是写砚的好，容易“发墨”。
“干腻薄重立脚匀”，仍是写砚。砚要“扣之无声”、“磨墨无声”才是佳品。这块砚，石质干（不渗水）而腻（细润），砚体薄（平扁）而重（坚实稳重），品质极佳。所以在磨墨的时候，砚脚紧贴案上，不侧不倚，在那上面磨墨，平稳匀称。
“数寸光秋无日昏”，写墨的色泽很明净，没有丝毫的昏暗和朦胧。“数寸”是说砚体不大。李之彦在《砚谱》里说：“惟斧柯山出者，大不过三四指。”正合“数寸”的说法。所以末句的“宽硕”，刚好与此相对。
“圆毫促点声静新”，是说笔蘸了墨以后变得圆润饱满，砚不伤笔毫，拿起笔来点画，纸上有轻微的细静清新的声音，而不是说砚有声音。这一句由墨写到笔，但还是归结到写砚的美。
以上对青花紫石砚的赞词已经足够了，但诗人意犹未尽，忽然来了一句“孔砚宽顽何足云”。“宽顽”这个词，有些版本作“宽硕”，其实用“宽硕”与上文的“数寸”对应得更好。孔子名丘，字仲尼，后人称他的出生地为尼山，好事的人取尼山石为砚，借以“尊圣”。然而尼山砚并不实用，徒有其名，所以李贺在诗的结尾处说“何足云”，与起句“端州石工巧如神”意思暗对。一起一结，表面上没有多少意义，实际上是有内在含义的。诗人心中的天平，称人称砚，都是有所轻重的。
这首诗通篇写砚：砚质，砚色，砚型，砚体，砚品，砚德。而砚的使用，又离不开墨、笔、纸，尤其是墨，所以写的时候也会涉及。它们虽然是作陪衬的，却衬托出了青花紫石砚的美。全诗一句接一句，一路不停，络绎而下，如同缨络垂下；字句精炼，语言跳跃，没有一处浪费笔墨，也没有一处用语晦涩的地方。如果不是十分熟悉砚中的学问，极难写出这种酣畅淋漓、妥切中肯的诗歌。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民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