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中作者以高大挺拔、不畏霜雪的青松形象为喻，歌颂了在黑暗、腐朽、反动势力强大压力之下，不肯同流合污、傲岸不屈的君子。而以只能在春光中“卖阳百”的桃李作比，讽刺和嘲笑了那些只会阿附权贵、随波逐流的历史小丑，指出他们虽能取媚炫赫于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碧叶成黄泥”的可悲下场，绝没有好结局。
诗分三层来写，每四句表达一层含义。“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首四句以青松之傲岸，喻君子之高风亮节。太华，指西岳华山。微飙，微风。这四句表面是说：西岳华山之上，生长着高大的青松。它巍然挺立，不畏风雪严寒。大自然赋予它百尺高的躯干，微风岂能将它吹弯吹折?实际意义则是，真正的正直之士，都是些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人，面对腐朽势力的迫害毫不畏惧。他们耿介正直，与生俱来，永不更改，绝不动摇。诗人用“长”、“亭亭”、“百尺高”来描绘着青松的形象，显示出其生长于高峻雄伟的名山之上挺拔傲岸之姿。以此象喻君子坦荡的胸怀、正直的德行、耿介的性格、高远的志向和坚定的意志。而“岂为微飙折”一句，以反诘作颂语，顿挫有力，表现出诗人对丑恶势力充满蔑视的鲜明态度。
接下来四句，写与青松形象恰恰相反的桃李。“桃李卖阳百，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桃李之花在阳光明媚、天气晴暖、春风和煦的日子里来卖弄自己鲜百的姿容和美色，走路由此经过的行人莫不被其迷惑。然而，本质使然，当春光逝去之后，花儿褪色、凋零，乃至秋风起，便连碧叶也飘落得荡然无存，全都化作尘泥了。这里，以桃李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卖身投靠、钻营投机、取悦权贵而得逞一时的小人，他们虽然暂时占据春光，得意非凡，使人们一度为假象所迷惑，以为他们会永远春风得意。但是一旦“春光扫地尽”，小人们所依附的权贵犯科、倒台，他们所依仗的腐朽势力大势已去，那么，这些人也就会“树倒猢狲散”，随之彻底完蛋。最后只落得个“碧叶成黄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可悲下场。
桃李和青松，诗人是以对照的方式来描绘的。以松树的挺直，衬托出了桃李的低矮、卑琐、弯曲；以松树的凌霜傲雪，衬托出了桃李的畏风畏雨；以桃李的卖弄阳百，来反衬松树的刚正不阿；以“花、叶成泥”，来映衬青松的四季不改其容、千载仍挺立、雪压霜摧不失其青翠本色的坚贞个性。这种对比的写法，通过相互映照、反衬，使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从而不仅节省了许多笔墨，也言简意赅地逐层揭示了题旨，给人以非常深刻豹印象。是非曲直异常分明，使人一望而知，马上便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后，诗人奉劝黄裳：“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希望他能够学习松树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貌，而千万不要象桃李那样，靠着趋附时势而娇百一时。作为监察御使，更应坚持真理，即使受到打击和挫折，也决不改变志向。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意志坚强、有所作为的人。“受屈不改心”，这是李白在唐玄宗统治集团黑暗统治之下，坚持进步政治理想的决心，也是向打击、迫害他的腐朽权奸的勇敢挑战，对黄裳之流的讽刺与规劝。
这首诗政治针对性较强，立场鲜明坚定，讽喻辛辣而刺意直切，使人读之，对作者的观点一目了然。但是，因为较为直白，因而思想内涵不够丰富、浑厚、博大，认识的深度也略有欠缺。艺术上，首四句写青松，次四句写桃李，末四句为劝戒之语，形式整饬，结构完整，形象对比鲜明。吕居正《童蒙训》云：“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近质野处……鲁直诗太尖新太巧处……”可见艺术欣赏不应专看其优点，也应知其不足。李白此诗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此诗与他的那些想象丰富、笔力劲健、情感充沛的回肠荡气之作风格有异，在表达正确思想的同时，艺术感染力略显逊色。
这是一首贤士发牢骚的小诗，讽刺秦君养士待贤有始无终；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秦国没落贵族在叹息生活今不如昔的诗。
此诗两章结构相同，在反复咏叹中见“低徊无限”（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之情，感慨秦康公不能礼待贤者。诗首句即以慨叹发语，仿佛是一个酸不溜丢的人才两手一摊，仰天长叹，让听者有“不提倒也罢了，提起两眼泪汪汪”的心理预设，作者以下提及的今昔强烈对比就显得自然而不突兀。过去的日子里大碗吃饭、大碗吃肉，而如今是每顿供应的饭菜都非常简约，几乎到了吃不饱的程度，前后待遇悬殊，让人难以承受。其实，饮余上的一点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由此反映出的贤者在国君心目中的位置。
诗的前后两章虽然相近，但些微变化间显示出歌唱者前后待遇的落差之大，第一章里提及的变化还只是从大碗饭余到每余无余，到第二章里已经从“每余四簋”到“每余不饱”了，于是作者一唱三叹，“于嗟乎！不承权舆”，这嗟叹声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对遭受冷遇的现实的失望和对康公恢复先王礼贤下士之风的希望。从诗中无法看到诗作者慨叹之后待遇能否得到改变，但从歌“长铗归来乎，余无鱼”（《战国策·齐策》）的战国齐孟尝君余客冯谖身上或可看到他的影子。
全诗感情深笃，首联即正面写离别的衷痛，掀起感情的波澜。在离家万里的边远之地，兄弟相对，情深谊长，忘记了是谪居异乡，暂寓逆旅。但无情的现实却是离别在即，归途迢递，兄弟将天各一方。野猿的哀啼悲鸣陡然使他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于是点点清泪洒落在离别时的酒杯中。
颔联写抱负落空，但求将来能兄弟相伴，晤言一室之内，长享天伦之乐。作者被贬当日与兄长黄元明同过巫峡时，回忆起楚王梦见神女的故事。同时也隐寓诗人往日的抱负，好似登天之梦，已经破灭。邪佞当道，仕途阻力重重，如《代书》：“屈指推日星，许身上云霞。安知九天关，虎豹守夜叉。”《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欲攀天关守九虎，但有笔力回万牛。”这一比喻又是来自屈原的“楚辞”，如《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闾阖而望予。”《惜诵》：“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夜雨”句则是用韦应物与苏轼的诗意，感叹什么时候兄弟能长聚相伴，对榻话旧。韦应物《示全真元长》诗：“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后经白居易沿用，“风雪”又化为“风雨”，其《雨中招张司业宿》诗说：“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苏轼兄弟极喜此句，他们早年同读韦应物此诗，“侧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诗序》），所以他们的诗中常常咏及“对床夜语”，用以指摆脱了官场的束缚后，兄弟之间亲切温馨、自由自在的生活，如苏轼“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此句即为黄庭坚诗句的出处。“凉”又是暗用陶渊明“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的意思（《与子俨等疏》），形容归隐后的逍遥自得。黄庭坚在这里与长兄以退隐相约，表达了他在政治上遭受挫折而失望后，想在隐逸与天伦之乐中寻找慰藉的思想。
颈联既是写景，又是比兴，进一步申足兄弟之情。出句写大雪纷飞中，但见鹡鸰鸟相互依傍，同时也是喻兄弟患难与共。《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对句则写惊风中，大雁离散失群，飞不成行。“雁行”也是切兄弟之意，《礼记·王制》：“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就写景而言，这一联是赋笔，但赋中有比，同时从睹物兴怀而言，则又是象中有兴。诗人眼前的风雪交加之景使他感叹自己境遇的险恶、兄弟的离散，所以将雪称作“急”，风称作“惊”，正反映了诗人触景所生之情。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中所写的“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正为黄庭坚所借鉴。这一联用典贴切，形象生动。对比鲜明，“脊令并影”既是手足情深的写照，又反衬出兄弟离散的哀伤。
尾联从自身宕开，翻进一层，写兄长在归舟中常常翘首遥望天际，盼望兄弟早日归来。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黄庭坚化用此诗，而在写法上则吸取前人的艺术经验，比单纯写自己的相思来得更深婉蕴藉，更富有情致。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结句从对方落笔，反写兄弟思念自己：“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月夜》写“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都是同一手法。结句作临别时的珍重叮咛之语：从今后可要多多来信，以慰我这天涯断肠人。诗人的满腔深情都倾注在这声声嘱咐中了。
这首诗表现出黄庭坚在化用典故成语上的深厚功力。他用典繁富，但经过锻炼熔铸，却显得浑成无迹；正所谓水中着盐，食而方知其味。由于善用典故、点化成语，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触发了层层的联想，所以这首诗读来令人回味无穷。黄庭坚的诗以瘦劲挺拔著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由于他宅心忠厚，感情诚挚，所以他的诗作，拗峭中仍不失深婉之致，尤其是为师友、兄弟赠答之作，更是情真意切，颇为感人，此诗即是一例。
一个女子痴心地渴望着，等待着重新见到那位朝思暮想的“君子”，她望穿秋水，等得心碎神伤。其实那位“君子”，恐怕压根儿已将她忘个罄尽。这首诗的内容实有揶揄嘲弄这位“君子”“二三其德”的况味。
全诗三章，章六句。首章用鹯鸟归林起兴，也兼有赋的成分。鸟倦飞而知返，还会回到自己的窝里，而人却忘了家，不想回来。这位女子望得情深意切。起首两句，从眼前景切入心中情，又是暮色苍茫的黄昏，仍瞅不到意中的“君子”，心底不免忧伤苦涩。再细细思量，越想越怕。她想：怎么办呵怎么办？那人怕已忘了我！不假雕琢，明白如话的质朴语言，表达出真挚感情，使人如闻其声，如窥其心，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从“忘我实多”可以揣测他们间有过许许多多花间月下、山盟海誓的情事，忘得多也就负得深，这位“君子”实在是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不过诗意表达得相当蕴藉。
“山有……隰有……”是《诗经》常出现的起兴成句，用以比况物各得其宜。上古时代先民物质生活尚不丰富，四望多见山峦坑谷正是历史的必然。那颙望着的女子瞥见晨风鸟箭样掠过飞入北林后，余下所见就是山坡上有茂密栎树和洼地里有树皮青白相间的梓榆。三章则换了两种树：棣和檖。之所以换，其主要作用怕是在于换韵脚。万物各得其所，独有自己无所适从，那份惆怅和凄凉可想而知，心里自然不痛快。三章诗在表达“忧心”上是层层递进的。“钦钦”形容忧而不忘；“靡乐”，不再有往事和现实的欢乐；“如醉”，如痴如醉精神恍惚。再发展下去，也许就要精神崩溃了。全诗各章感情的递进轨迹相当清晰和真实可信。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