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宋贺铸的一首歌咏恋情之作,以第一人称叙述口吻写一男子的痴情。上片写词人对他所钟爱的女子的追求,下片写失恋的痛苦以及自己对爱情的执着。
“清琴再鼓求凰弄,紫陌屡盘骄马鞚。”这是一组对仗句,一句一个镜头,场景互不相同。第一个镜头再现了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卓王孙家的宴会上,一再拨动琴弦,以《凤求凰》之曲向卓文君表达爱慕之情的那戏剧性的一幕。只不过男女主人公都换了。“紫陌”一句,镜头由家中移位到繁华的街上。写自己认准了美人的香车,跟前撵后地转圆圈,欲得姑娘之秋波飞眼,掀帘一顾。唐人李白《陌上赠美人》有诗句云:“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刘禹锡也有诗句写都市春游的热闹景象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可见,紫陌寻春之际,发生过很多与此相似的风流韵事。这两句词,如果说上一幕之鼓曲求凰尚不失为慧为黠,那么下一幕的随车盘马却就不免乎“痴”了。因此,“鼓琴”、“盘马”两句,虽同是写对爱情的追求,貌似平列,但却决非简单的语意重复,而是不同层次的情感流露。在那镜头的跳跃中,有时间的跨度,有事态的发展,更有情感的升级。这是不同层次情感的真实记录。
上文以排句发端,下文仍以俪句相接。这种作法叫做“双起双承”。在结构的转承上,第三句与第一句遥相呼应,回溯“鼓琴”之事。“流骄车音”句承接“紫陌屡盘骄马鞚”。这里“远山眉”一典,见刘向《西京杂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首句既以司马相如自况,这里乃就势牵出卓文君以比拟伊人,密针细缕,有缝合之迹可寻。词人似乎从那美人的眉眼之中,看透了美人对自己的爱意。正因为有这惊鸿一瞥,才使前两句之问略去了的情节进展有了关捩,既以见当时之“鼓琴”诚为有验,又证明后日之“盘马”良非无因。于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便只剩下一个“盘马”的结局毕竟如何了,这就逼出了与第二句错位对接的“流骄车音牵目送”。那车轮轧轧,似轻雷滚动,一声声牵扯着词人的心,好似从词人的心上碾过一般。姑娘的辎軿车渐行渐远了,而词人却仍然驻马而立,凝目远送,望断离路。
“归来翠被和衣拥,醉解寒生钟鼓动”二句,写词人“目送”心中的美人远去之后,心情郁闷,痛苦不堪,他便借酒浇愁,去喝了一场闷酒,酩酊大醉之后,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衣裳也没有脱便一头栽到床上,拥被睡去。及至酒醒,已是夜深人静,但觉寒气袭人,又听到寂凉的钟鼓催更之声。这“寒生”二字,既是实写,也分明写出词人心绪的凄凉、寂寞。听到那凄凉的钟鼓声,词人心绪也凄凉。
“此欢只许梦相亲,每回梦中还说梦”二句,词人笔锋两到,一方面以逆挽之势插入前二句间,追补出自己在“拥被”之后、“醉解”之前做过一场美梦,在梦中相亲相爱,百般温存,万种怜爱。这在笔法上来讲是叙事之词,另一方面,它又以顺承之势紧承前二句之后,抒发其“觉来知是梦,不胜悲”的深沉感慨,自是入骨情语,强作欢笑。本来一对热烈的恋人,不能朝夕相守,只能在虚幻的梦中耳鬓厮磨,这已十分凄楚、哀怜了,而词人却又“梦里不知身是客”,还要向她诉说这种温馨之梦,这就更衬托出处境、心绪的凄惨。像这样的“梦中说梦”之“梦”每每发生,其哀感顽艳之程度十分深重。这两句之中,蕴含了很多重刻骨的相思、铭心的记忆,含泪的微笑与带血的呻吟。一篇之警策,全在于此。
“梦里相亲”,但凡被爱神丘比特之箭射中了心灵的热恋中人,几乎无不有此情幻,是属对于实际生活现象的直观,诗家、词家、小说家、戏剧家人人能道,还不足为奇;而“梦中说梦”,则恐怕不是人们——包括作者本人之实所曾经,不能不说是建筑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艺术虚构(或对于生活现象所进行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词人的匠心独运。成如容易却艰辛,它决非浅于情者对客挥毫之际可以立就的,而是由爱情间阻的极端痛苦这一巨大而沉重的精神负荷从词人的灵魂中压榨出来的。诚然,《庄子·齐物论》曰:“方其梦者,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亦云:“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种种自性。……梦尚非有,况有梦境自性可说?”自居易《读禅经》诗也有“梦中说梦两重虚”之句。贺词末二句的构思似从中得到启发。但前人以“梦梦”为理喻,显现出冷静的思辨色彩;词人则用作情话,闪耀着炽热的感性光华。由道家玄谈、释氏禅悦的语言机锋发展为诗人情词中的艺术杰构,可谓“冰,骄为之而寒于骄”(《荀子·劝学》)了。
此词写男子情痴,与写男子相思的众词相比,其情更深更痴。词中的抒情主人公,比起写闺中少妇的用情程度,也毫不逊色,可谓别具一格了。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