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由易水故事,想到目前女真入侵,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首诗怀古感今,明朗显豁,语言流畅,把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抒情融于深沉的咏史之中,洋溢着磊落不平之气。这种忧国忧民、悲壮忧郁的诗格,正是晚明爱国诗作的主旋律。
首联寓言刘蕡被冤贬的情景:高高在上的天帝,安居深宫,重门紧闭,也不派遣巫咸到下界来了解衔冤负屈的情况。这幅超现实的上下隔绝、昏暗阴冷的图景,实际上是对被冤贬的刘蕡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一种象征性描写。比起他另外一些诗句如“九重黯已隔”、“天高但抚膺”等,形象更加鲜明,感情也更加强烈。诗人的矛头,直接指向昏聩、冷酷的“上帝”,笔锋凌厉,情绪激愤,使这首诗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急风骤雨式的气氛中。
颔联从去年春天的离别写到今秋的突闻噩耗,大中二年初春,两人在黄陵离别,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面,故说“黄陵别后春涛隔”。第二年秋天,刘蕡的死讯从浔阳传来,故说“湓浦书来秋雨翻”。这两句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具有鲜明而含蕴的意境和浓烈的感情色彩。“春涛隔”,不只形象地显示了别后江湖阻隔的情景,而且含蓄地表达了因阻隔而引起的深长思念,“春涛”的形象,更赋予这种思念以优美丰富的联想。“秋雨翻”,既自然地点明听到噩耗的时间,又烘托出一种悲怆凄凉的气氛,使诗人当时激愤悲恸与凄冷哀伤交织的情怀,通过具体可感的画面形象得到极富感染力的表现。两句一写生离,一写死别,生离的思念更衬出死别的悲伤。感情先由上联的激愤沉痛转为纤徐低徊,又由纤徐低徊转为悲恸激愤,显得波澜起伏。
前幅由冤贬到死别,在叙事的基础上融入浓厚的抒情成分。后幅转为直接抒情。颈联以擅长作哀谏之文的西晋作家潘岳(字安仁)和“怜哀屈原忠而斥弃,……魂魄散佚”而作《招魂》的宋玉自喻,说自己只能写哭吊的诗文深致哀悼,却无法招其魂魄使之复生。两句一正(只有……能)一反(何曾……解),相互映衬,有力地表达出诗人悲痛欲绝而又徒唤奈何的心情,下句尤显得拗峭遒劲。
尾联归结到彼此间的关系,正面点出题中的”哭”字。刘蕡敢于和宦官斗争的精神和鲠直的品质,使他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获得很高的声誉和普遍的崇敬,当时有声望的大臣牛僧孺、令狐楚出镇襄阳、兴元时,都辟刘蕡入幕,待之如师友。诗人和刘蕡之间,既有多年的友谊,而刘蕡的风采节概又足以为己师表,所以说“平生风义(情谊)兼师友”。《礼记·檀弓上》说,死者是师,应在内寝哭吊;死者是友,应在寝门外哭吊。诗人尊刘蕡如师,所以说不敢自居于刘蕡的同列而哭于寝门之外。这两句,不但表达了侍人对刘蕡的深挚情谊和由衷钦仰,也显示了这种情谊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正因为这样,这首哭吊朋友的诗,其思想意义就远远超越一般友谊的范围,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诗人的悲痛、愤激、崇敬与同情也就不只属于个人,而具有普遍的意义。直接抒情,易流于空泛、抽象,但由于诗人感情的深挚和表达的朴素真切,则显出深沉凝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