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作为唐代革新运动的启蒙者，陈子昂一直强调汉魏风骨。此诗不落一般送别诗缠绵于儿女情长、凄苦悲切的窠臼，一扫同类题材的悲切之风，从大处着眼，激励出征者立功沙场，并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壮志，很能代表陈子昂的文学主张。
首二句“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读来令人震撼，借此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边境上军情的紧急，也可以感觉到诗人激烈跳动的脉搏。首句暗用汉代威镇敌胆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典故，抒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此处“匈奴”二字，是以汉代唐，借指当时进犯边境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诗人又把春秋时曾以和戎政策消除了晋国边患的魏绛比作魏大，变“和戎”为“从戎”，典故活用，鲜明地表示出诗人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并希望友人像“多功”的魏绛一样杀敌建功，保卫边疆，同时也从侧面说明，魏大从戎，是御边保国的壮举。
三四两句中，“三河道”点出送别的地点。《史记·货殖列传》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此处概指在都城长安送客的地方。两句的旨意是：与友人分别于繁华皇都，彼此心里总不免有些怅惘；但为国效力，责无旁贷，两人执手相约：要像汉代名将、号称六郡雄杰的赵充国那样去驰骋沙场，杀敌立功。此二句虽有惆怅之感，而气概却是十分雄壮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这两句是写魏大从军所往之地。一个“横”字，写出雁门山地理位置之重要，它横亘在代州北面；一个“接”字，既逼真地描绘出飞狐塞的险峻，又点明飞狐塞是遥接云中郡，连成一片的。它们组成了中原地区（三河道）的天然屏障。此处的景物并不在眼前，而是在诗人的想象之中，它可以是实写，也可以是虚写。地理位置的重要，山隘的险峻，暗示魏大此行责任之重大。这就为结句作了铺垫。
因此，“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二句作结，便如瓜熟蒂落，极其自然。此处运用的典故，说的是东汉时的车骑将军窦宪，他曾经以卓越的战功，大破匈奴北单于，又乘胜追击，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作者又一次激励友人希望他扬名塞外，不要使燕然山上只留汉将功绩，也要有大唐将士的赫赫战功。这在语意上，又和开头二句遥相呼应。
全诗一气呵成，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精神，表现出诗人“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本为贵公子》）的思想情操。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令人读来如闻战鼓，有气壮山河之势。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此词以追怀南宋起笔，汉上指江汉流域，是女词人故乡。江南指长江中下游流域，词中借指南宋。都会繁华，人物如云。指故国的繁盛。“尚遗宣政风流”，南宋文明源于北宋风流文采。宣、政指北宋政和、宣和年间。“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千里长街，连云高楼，朱户绿窗，帘钩银光灿灿。
“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貔貅，猛兽之名，借指侵略者。这里指元兵南犯，势如洪水猛兽。公元1274年（咸淳十年）元兵自襄阳分道而下，不久东破鄂州。公元1275年（德祐元年）三月，南陷岳州，“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长驱直入的蒙古兵占领了繁华绮丽的汉上江南，如风暴横扫落花。从起笔写南宋文明之繁华，笔锋一转，写元兵大兵南侵，“风卷落花愁”，表达了词人对国破家亡之恨和自身被掳之辱的无限悲慨之情。笔锋一转，女词人以包容博大的气魄和卓越的识见转写宋代历史文化大悲剧，笔力不凡，也表现了女词人超人一等的思维安位。当女词人作此词时，已被掳至临安，临安被陷之景，其触目惊心悲慨之深，是可以想见的。清平三百载，从南宋直扩展至三百年南北两宋。“典章文物”四字，凝聚着女词人对宋代历史文化之反思与珍惜。此四字指陈出有宋一代文化全体。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灿烂文化三百年，如今扫地俱休！女词人之绝笔，写是历史文化悲剧之写照。此三句承上片而来，但典章文物显然比十里银钩更其深刻，是为巨眼。全词有此三句，意蕴极为遥深。在女词人心灵中，祖国与个人双重悲剧，原为一体。以下写个人命运之悲剧。“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就其深层意蕴言，则是庆幸自身在死节之前犹未遭到玷辱，保全了清白。是足可自慰并可告慰于家国。词读至此，真令人肃然起敬。一弱女子，能在被掳数千里后仍全身如此。非一般人所及！其绝笔之辞气又复从容如此，气度显亦超常。
“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借用南朝陈亡时徐德言与其妻乐昌公主破镜离散典故，说出自己与丈夫徐君宝当岳州城破后生离死别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丈夫最后的深挚怀念。徐郎，借徐德言指徐君宝。同姓而同命运，用典精切无伦，自见慧心。徐德言夫妻破镜犹得重圆，而她们夫妇死节已决。故女词人之用此古典，其情况之可痛实过之百倍。“徐郎何在”？生死两茫茫，惆怅何其多。情变悲愤激烈而为凄恻低徊，其言之哀，不忍卒读。“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的意思是：从今后，我的魂魄，要飞过几千里路，回到岳阳故土，到夫君身边。从容绝决而又固执不舍，充分体现出能出世而仍入世、置生死于度外的传统文化精神。“夜夜岳阳楼”结笔于岳阳楼，意蕴遥深，亦当细细体味。
女词人在词中对自身被掳艰危之现实，着墨尤多，而寄之以对文明的追思之中，对祖国沦亡亲人永别深致哀悼，写南宋文明之繁盛及横遭蹂躏。在回忆和反思中。下片写徐郎何在与断魂千里，运用悬望与想象。表现了女词人远思之凌空超越。此词另一特点是意境之重、大、崇高。从历史文化悲剧写起，哀悼宋文明的衰亡，词境极为重大。词中表明自己死节之心，将祖国和个人的双重悲剧融汇，意境极为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