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这首诗的前两句诗概括了作者的处境，由此引出了后两句被迫出走他国的原因。这是一首十分巧妙的隐喻诗，全诗意象鲜明，隐喻深微。

　　《立木海上刻诗》是今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也是今存最早的辽代五言古绝。这一首诗的意思是，既然自己无力抵住他人的压迫，只好躲避。耶律倍本为皇太子，按说继皇帝位者应是自己，可帝位却偏偏落在自己的弟弟德光身上，德光不仅没有因哥哥之让位而厚待兄长，反而见疑兄长欲加害之，这就是“小山压大山”；而自己虽为兄长，但却无力对抗作为皇帝的弟弟，所以说“大山全无力”。两句诗概括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说明了自己走适他国的原因。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辽代诗歌》中指出：“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把契丹文与汉文融合在同一个比喻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比兴手法，也是一首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融合的诗作。

　　此诗写自己在弟弟的猜忌、倾轧下走投无路的遭际，以及逃奔异国、亡命海外之时的悲凉凄楚的情怀，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现实。虽然它在艺术技法上尚欠火候，有些生硬、粗糙和平直，带有契丹人开始学习作汉语诗时尚欠成熟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首能体现契丹、汉文化碰撞交融、优势互补的佳作，有着独特的审美功能和当时其他汉语诗无法替代的意义。

　　其一

　　开头两句，第一句说了“当年”，第二句便含“至今”之意。“只自”是唐人口语，作“独自”讲，句中含有甘心情愿的意味。意思是：当年自己就立下心愿，与妻离别后，甘自独守空帷；几年来，常常是“梦里关山”——历尽千山万水，和妻子相会，但醒来却发觉两人仍分隔两地，处在别离之中。上句写宿志兼点处境，下句写梦幻兼诉情思，表现出诗人思念妻子的深情。相传王涯对妻子情笃，虽做高官而“不蓄妓妾”（《唐才子传》），这首诗更表现出其情真意切。

　　后两句，上句说“不见乡书”，下句道“唯觉新月”，从这对举成文的语气里，显示了诗人对家书的时时渴盼：他多么想望能像古代传说那样，突见雁足之上，系着妻子的信件啊！乡书不见，唯见新月，一个“唯”字，透露出诗人无可奈何的怅惘。诗人对月怀人，浮想联翩，仿佛那弯弯新月就像娇妻的蛾眉。

　　短短四句诗，却写得情真意真，末句以景结情，更给人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的无穷美感。

　　其二

　　古人送别，常常折柳相赠，因此，杨柳便成了伤别的象征。诗开头说，“厌攀杨柳临清阁”，“厌”字一贯全句，“杨柳”触起离思，自然厌之有理；官署中的“清阁”，有似送别时的长亭，因此临清阁也惹人伤情。诗人极力想逃避这离思之苦，可是不能够。他避开了清阁杨柳而游清池，那明艳动人的芙蕖却又冲他娇笑。“闲采芙蕖傍碧潭”，一个“闲”字，描摹出了诗人那种情不自禁的动作。芙蓉如面，莲步生春，诗人芙蕖在手，但仿佛跳入诗人眼帘的却是螓首蛾眉，美目盼兮的娇妻。这离愁真是既苦且甜，既甜且苦，懊恼缠人啊。但诗人转念一想，既有王命在身，自当以国事为重，于是笔锋一转，写道：“走马台边人不见，拂云堆畔战初酣。”“走马台”用汉时张敞“走马章台街”之典。这两句说：娇妻既在千里之外，想效张敞画眉之事已不可能，而现在边关多事，作为运筹帷幄的边关统帅，应以国事为重，个人儿女私情暂且放一放吧！诗人极力要从思恋中解脱出来，恰是更深一层地表现了怀念妻子的缠绵之情；也是对久别的妻子的解释，完满地表达了“秋思赠远”的题意。

　　这首诗是情思缠绵与健美风格的有机结合。前两句诗人将思远之情写得深情款款，卒章处却是开阔雄放。缠绵与雄放，统一在诗人的妙笔下，表现出了诗人既富有感情又能正确对待儿女情长的大将风度。诗的个性就在于此，作品的可贵也在于此。

　　诗一开始就对郑所南所画的兰抒发自己的感受。但这种感受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把郑所南所画的兰加以改造后而抒发的。郑所南画的是不着土地的兰花。而作者想象这画中的兰花，在肃杀的秋风里已变成了茅草。这里作者用了屈原《离骚》中“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诗意，以此手法，表明宋亡之后，不仅国土惨遭蒙古族统治者的蹂躏，而且许多人有的受到摧残，有的变节，有的抗元复国的意志消磨殆尽。而且是整个“南国”一片凄凉，毫无复国的生气了。这两句写出南宋灭亡之后，在蒙古族残酷统治下，抗元复国的斗争已逐渐消沉的情状。

　　后面两句转而赞扬郑所南。说只有郑所南忠于南宋之心依然坚定不移，他用自己的泪水和着墨水画兰，以绘画的方式写出又一部《离骚》。从而表现了郑所南坚贞的民族节操和坚定的爱国信念。作者赞扬郑所南，实际也表达了自己绝不屈服于任何暴力的民族气节。

　　全诗用反衬手法。前两句用比的手法表现在蒙元残酷统治下人们抗元复国斗争日益消沉的景象，后两句写郑所南坚贞之节依然不变，以前面两句反衬后面两句，见出所南坚贞之志和爱国精神的可贵。正如孔子所说的：“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

　　此词写西湖寒食时节游人盛况。全词奇丽清婉而造境空灵，歌咏西湖的诗词佳作中别饶风姿，构思新颖，立意深刻。

　　上片开头两句点明地点、时令。首句称西湖为“小瀛洲”。“瀛洲”为海上神山之一。月山有水的胜地，用海上神山比之也正相合。而西湖之秀美又不似海山之壮浪，着一“小”字最贴切不过。下句“寒食更风流”则是全篇点睛之笔。“风流”一词本常用于写人，用写湖山，是暗将西湖比作了西子。寒食佳节，作为游览胜地的西湖更是别有景象，不同常日，故“寒食更风流”。“更风流”进一层，仍是笼统言之，三句以下才具体描写，用语皆疏淡而有味。把游湖大船称做“红船”，与“风流”“小瀛洲”配色相宜。厉鹗《湖船录》引释道原诗：“水口红船是妾家”，则红船或是妓船，故有“歌吹”。“花外有高流”则用空间错位的笔触画出坐落湖畔山麓的画流。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湖上飘着一层柔曼的轻纱，过片“晴日暖，淡烟浮”就清妙地画出这番景致。于是春花、红船、画流、湖光、山色共同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画外还伴奏着箫管歌吹之音乐。于此处下“恣嬉游”这三字，才觉真力弥满，游春士女之众可想而知。词人却并不铺写这种盛况，而采有了举一反三、画龙点睛的手法写道：“三千粉黛，十二阑干”。以“粉黛”代美人，言外香风满湖，与“风流”二字照应。美人竟然如此之多，则满湖游众之多更不待言了。“阑干”与“高流”照映，又包括湖上的亭阁，使人窥斑见豹。

　　结尾三句用数字领起全篇精神。“三千”极写“粉黛”之多，“十二”描“高流”宽敞。实际词人如此为之的深意是表达富贵荣华都如过眼云烟的人生感悟。同时语言精整而凝炼。特别是鼎足对的运用很有趣味，写随数目的递减，景象渐由湖面移向天外，形象由繁多而渐次浑一，意境也逐渐高远，至最后的“一片云头”之句，颇含不尽之意。《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李白《宫中行乐词》云：“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作者巧用“浮云”之喻，于写足繁华热闹之后，著一冷语，遂使全篇顿添深意。